也许你经常在一些植物新种发表的新闻下，看到这样的评论：“有什么稀奇的，我家屋后都是”“植物学家大惊小怪”“这有什么用”......近日，一则关于“西南大学教授发现异鳞石山棕”的视频报道,也引来了诸如此类的质疑，甚至掺杂着对研究人员科学素养的嘲讽。

“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一些网友眼中“相似”或“一样”的植物，从植物分类专业角度来讲，其实“大有不同”。况且植物新种的认定和发表，需经过严谨的科学考察和反复论证，并非随意而为。

而当网友调侃“这有什么稀奇”时，他们不知道其蕴含的独特基因库里，可能藏着解决人类重大问题的钥匙；当人们嘲笑植物学家“大惊小怪”时，他们不懂生物多样性监测对生态安全的意义。

科学教育不应止于知识传授，更要培养对专业主义的敬畏之心。

科学研究不允许半点取巧

异鳞石山棕生境。受访者供图

2017年，西南大学教授李先源在武陵山大裂谷考察时，注意到了类似石山棕属植物。“该属植物多分布于热带及南亚热带，怎会出现在北亚热带崖壁上？”

此后一年，李先源频繁赴当地观测，以便采集该植物的花和果实。后又赴该属主要分布区的广西采集标本比对，研究发现武陵山样本在叶鞘纤维及叶背鳞片的形态上存在显著独特性。

沿乌江流域补充调查时，团队又发现了该植物的多个居群。经形态学与分子证据反复验证，李先源团队于2019年将这一新种命名为“异鳞石山棕”并正式发表。

面对网络上掀起的这“无妄之灾”，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近40年的李先源虽感无奈，但也表示“看得开”。

他强调，新种认定都得经过长期野外追踪与多维度科学验证。“科学研究怎能允许半点取巧。”

爬上崖壁采集标本的李先源，身影快隐匿于树丛之中。受访者供图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胡君对此也深有体会。他从事植被与植物多样性考察已有十余年，近日发表了一个历经三年才认定的新种“成都卫矛”。

最开始他的团队在成都龙泉山拍摄到这株卫矛科植物后，先将其定位到了卫矛科内相似种冬青沟瓣和刺叶沟瓣。前者仅存3份110年前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采集的果期标本，而后者标本较少，花的描述不完整，且缺少影像资料。

于是，胡君便将信息分享给团队成员，并提醒大家在野外考察时多注意。没过多久，团队采集到与文献描述高度吻合的刺叶沟瓣及冬青沟瓣标本，经形态学比对和分子测序分析后，胡君确定龙泉山采集的卫矛科植物与已知的两种近似种不同。

所以在2022-2024年之间，他又多次前往龙泉山，在不同时期对疑似新种进行形态观测和记录。经过进一步形态特征比对后，才确认其为卫矛科植物新种。

科学研究有“偶然”，有的新种，就是研究者在考察中“偶遇”后才开始关注的。但“偶然”中有“必然”。长期反复仔细的考证，就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然”。

然而在短视频时代下，碎片化叙事将跨越数年的标本比对、分子测序和形态学论证，压缩成30秒“偶遇得真理”的流量爆款，容易给人造成“得来全不费工夫”的错觉，忽视了科研背后不为人知的跋涉。

“看到”和“发现”是两码事

在成都卫矛的认定过程中，听说某地发现了相似种刺叶沟瓣后，胡君就去到相应点位，多次蹲守花期和果期，以期获取该物种完整的形态特征。因为植物的花、果实和种子结构（繁殖器官）在进化中相对保守，变异较小，特异性强，是区分物种的核心依据。

他表示，同一科甚至同一属的植物毕竟是“亲戚”，只是大体看起来像。“花瓣数量、果实纹理、叶片的厚度和叶脉走向......都是不可忽视的细节。”

但公众对植物的分类常被简化为通过花瓣数量、叶形区分物种，对背后复杂的形态学分析体系缺乏认识。同时对植物分类学的理解，也多停留在标本采集和制作阶段，未触及其核心逻辑。

更有甚者对自己未知的领域少了敬畏之心，所以出言便是“我家屋后都是”“没啥稀奇的，有什么用”。

“首先暂不说这位网友家屋后长的是不是报道所提的新种，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看到’和‘发现’本就是两码事。”胡君解释，很多植物在正式被认定前，很可能早就被当地人熟知，根据形态取了名字，甚至还被当柴烧或者入药。

但科学研究所讲的“发现”，始终遵循着一定的逻辑和流程，以及严谨审慎的原则。

胡君提到，以前关于植物“活化石”水杉发现者的认定，就引起过业内的激烈讨论。“这件事虽然是关于‘发现者’的争议，但也透露出一个共识：新物种的‘发现’，是得采集了标本，又加以研究确定为新东西，并正式发表了才算数。”

更为重要的是，普通人的“看到”只是熟悉，或者欣赏。但植物学家的“发现”，是一项必要且基本的科研步骤，目的是不断认识我们所处环境的生物多样性，了解生态系统的构成和功能，更好地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

一些未知全貌抛出“无用论”的网民，在兴致盎然地打开手机，利用拍图识植物的软件时，恐怕也不会想到，这快捷工具依赖的就是数百年来植物分类学家“发现”的成果。

胡君和团队在野外。受访者供图

“冷门”背后的积累和坚持

和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估值”领域比起来，植物分类学的确显得“冷门”、“无用”。前者常带能来立竿见影的成果，让人能直观感受到生活的变化，而后者少有直接商业转化路径。

况且媒体更倾向于报道“能解决现实问题”，更吸引眼球的应用成果，而对基础科学进展和深远意义常常简化或弱化。

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公众对植物分类学这类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陷入认知误区。成长于即时反馈的互联网环境的网民，也难以理解分类学家数年追踪一个物种的执着，也总是忽略没有根系的深扎，怎有果实的丰硕这一道理。

胡君说，植物调查和分类的工作，考验着从业人员的体力和耐力，以及悟性。

“我们既要走进深山峡谷高原，去到植物生长的第一线，也要甘于寂寞和枯燥，在大量的文献资料里反复斟酌。”胡君认为，这项工作需要倾注热爱才能坚持，因为做分类研究会面临着申请不到好项目，迟迟发不了文章的困境。

这个过程中，相关学者的自我积累也很重要。除了植物学基本知识，他们还得建立起地理学、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复杂的知识体系。语言方面，不仅要识得英文，还得学点拉丁语，因为植物的学名必须用拉丁文进行书写。

“甚至要了解科考所在地的民俗，以便和当地老百姓打交道。”胡君表示，去到野外，科考团队的力量毕竟有限，有时候就得“走群众路线”。让熟悉周围环境的农户、牧民、护林员等带路，说不定就能获取不少有效的线索。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看看一些吃瓜群众的言论，会发现不是完全无道理。”胡君说要“正确看待”这些信息。

就像成都卫矛，其分布的海拔高度只有八百米左右，附近农户上下山途中估计都见到过。网友说他家屋后有成都卫矛，说不定还真有。

也许，科研人员可以主动回应：“你说你家后院到处都是，那我们就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胡君在野外考察。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