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高领休闲打底衫，微微卷起的衣领上挂着一根简单的深色软链，链子上挂着一把黑色的钥匙——
这种穿衣风格让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的卫炳江看起来多了几分松弛感。
今年是卫炳江担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以下简称浸大）第5年。如果在百度搜索栏输入“卫炳江”这个名字，检索出的内容有他对光纤和光芯片研究的讲座，有他担任浸大校长以来与内地高校的合作交流，也有他关于大湾区发展如何做好人文融合的观点建议。
鲜为人知的是，卫炳江本人的成长经历其实充满了励志色彩。他儿时家境贫寒，出生时父母甚至露宿在香港街头。尽管如此，他的父母却并未限制他追求理想的自由，助力他成长为一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一位为人敬重的大学校长。
近日，卫炳江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谈及对科教人才培养的看法和浸大正在开展的教育创新。以下为相关采访内容：
卫炳江。冯丽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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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本科“无专业”的教改创新
卫炳江在浸大推出了一场教改试验——“无专业”本科课程，学生不用选专业，而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目标，自主选择学习内容。
《中国科学报》：什么是“无专业”课程？
卫炳江：现在，学生进入大学通常都要选择专业，我们推行“没有专业的专业”，希望让学生来定自己的专业。学生想要解决的全球性重大问题，他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像培养研究生一样，从这个问题出发，跟他的教授一起决定他学习什么，引导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有学生希望解决全球水资源问题，我们会为他设计相关的跨学科课程，涵盖环境科学、工程、政策等多个领域。
《中国科学报》：“无专业”是否等同于跨学科教育？
卫炳江：有关联，但又有所不同。近年来，教育领域倡导跨学科的概念，跨学科不仅仅涉及不同学科“横向”融合，也包括面向未来的“纵向”跨越。世间万物并非一成不变，学科也在演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不知道生物学和计算机学之间会交叉，但如今计算生物学已经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我们强调本科生跨学科，就是希望培养出能够引领将来、应对将来挑战的创新人才。就像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说，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
《中国科学报》：这样的教育模式创新会在多大范围内铺开？
卫炳江：目前这仍只是一个试验，不可能向所有学生推行。浸大每年会招生1100多名本科新生，当前只能选拔15人参与。
《中国科学报》：这是拔尖教育吗？会怎样选“尖”？
卫炳江：不是选尖，学生要有想法，但不一定“尖”。当然，我希望他“尖”（笑）。重点是，学生个体存在诸多差异，我们期望为他们提供不同的选择机会。
选拔过程会借助人工智能，如今很多学生都已经接受过人工智能训练，我们会将科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知识融合起来进行考核，选拔出最为“最厉害”，用广东话来说就是“犀利”的学生。
《中国科学报》：那么，15‰的选拔，所有新生都有公平的机会？
卫炳江：这肯定了。你不公平，必然会遭骂（笑）。
《中国科学报》：推动这样的教育创新，有哪些因素？
卫炳江：几周前，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来香港访问时指出，我们国家整体教育水平颇高，但顶尖人才数量较少。这恰恰是当前我国教育和人才培育领域令人忧虑之处。
我相信，教育过程中，大部分学生有着不同的需求。但要培育出顶尖人才，一定要给一些群体提供不同类型的教育。
《中国科学报》：更多学生是否有望接触到这种教育机会？
卫炳江：我们一直宣扬因材施教，推行多样化的教育。有了人工智能，相信未来几年，学习方法会发生巨大变革。我们现行的学习方式源自工业革命时期，比如在香港，大学一个学期为13周到14周，其余时间用于做作业和考试。如果学生很聪明，13周的课程10周就能学会，就可以等待考试拿高分；如果学习能力弱，要20周学会，考试就会不合格。这是“工厂化”的教育概念。
为何会如此？因为老师的薪酬成本高昂。实际上，近代之前，大学教育是有钱人的专属，中国古代的书院也只有家境殷实者才能就读，一位老师仅教授几名学生。如今的大学亦是如此，一位老师难以满足100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将改变这一局面。人工智能如同一位无所不知的老师，学生能够依据自身兴趣向AI学习。
卫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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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动力重在兴趣
卫炳江自嘲是“老人家”，笑言与新生代之间存在“代沟”。他察觉到，与自己年轻时相比，当下香港学生进入大学的机会显著增多，竞争压力有所减轻，然而学生求学的动力也大不如前。他强调，唸大学、获取文凭的关键在于追随自身兴趣。
《中国科学报》：可否谈谈当代香港学生的思想和追求？
卫炳江：首先我是老人家，代沟的问题肯定存在。整体来讲，香港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社会，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香港没有一孩的政策，但很多家庭就一个孩子，不少中产对孩子的期望都相当高。但跟我年轻时不同，当时香港整体较穷，大家都在奋力争取上大学的机会，若不争取就会错失。我是1978年进入大学的，当时香港100个同龄年轻人中，仅有两人能上大学，比例极低，竞争很激烈。
现在，每年有将近四成的高中生能够进入四年制大学，如果把两年、三年制专科、副学士或高级文凭一并计算，录取比例会更高，学生不用太拼就能获得入学机会。但整体来看，学生对为什么唸大学不是很清楚。他们虽有压力，因为父母期望他们拥有大学文凭。但拿文凭干什么？他们同样茫然，唸书的动力、兴趣没有从前的学生那么大。
《中国科学报》：可以分享一下你个人考大学时的情况吗？
卫炳江：考大学时，我在医学和物理之间选择了后者，这一决定让我的中学老师、校长和我父亲都很不高兴。当年我家很穷，父母和老师都希望我选择医科，因为当医生收入高，当时普遍被认为是最有前途的职业。他们觉得，学习物理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尚可，但远不及当医生有威望。实际上，我当时就有到国外唸博士、从事研究的想法，但那时缺乏相应的气氛，这样做的人并不多。
《中国科学报》：你小时候的家境是什么样的？
卫炳江：我家里有两个姐妹，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我出生时，父母甚至住在街头，这不是玩笑话。当时很多人从内地前往香港，找工作非常不容易。
《中国科学报》：后来，你在美国读了博士，回港做了教授、当了校长。你的父母和中学老师怎么说？
卫炳江：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他们不会说他们看错了（笑）。我老爸他是11年前离开的，他年轻时学中医，后来打仗，他就来香港，他对当医师很有兴趣，也很希望我当医生。他说“孩子，你要想想，在一个城市里，搞卫生的人有很多工作，有房子的人都需要搞卫生。但如果你相当市长、想当头，只有一个位置”。
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担心我去唸博士，将来回香港可能找不到工作。因为我唸大学的时候（1978-1981），香港只有两所大学，物理教授总数加起来不过30人——香港大学有12人，香港中文大学18人。后来，我们几个在外国唸博士的同学见了面也会打趣说：如果你在美国唸完书，回香港当教授，看看墙上教授们的照片，你想代替他们中的哪一位？
《中国科学报》：当时的教席是有限制的吗？
卫炳江：基本上有人数限制，因为香港的教授人数是根据学生人数确定的，学生人数是英国人决定的。所以，如果不努力争取，你根本没有机会。
所以，那时候对我老爸来讲，他会觉得，我跑去唸物理学，哪里会有工作？他是1932年出生的，国家动荡的时候来香港，有着难民心态，认为生存下来是最重要的。尽管如此，他们给了我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走自己的路，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中国科学报》：你父母的教育方式对你教育子女也有影响吗？
卫炳江：影响很大。我用父亲待我的方式待我的孩子，我认为只要他喜欢就好，这很重要。
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也是中产，生活不成问题，但我的孩子以及很多香港孩子，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唸大学、拿文凭，缺乏学习动力，仅仅是因为父母、老师的要求，或者看到同学这样做。实际上，拿文凭的重点在于所学内容，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拿我走过的路来讲，我深信应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在这方面，是否还有其他案例可供分享？
卫炳江：我给你讲讲我孩子的经历。我的孩子在大学唸政治和历史，我当时还问他唸这些将来能找什么工作。两年前，他从英国华威大学毕业，你能猜到他在哪里工作吗？他去了英国航空公司。他毕业后去实习，1200多个人竞争8个职位，他考了第9名。我当时说：“哎呀，选不到你了”。但他说自己面试表现非常好，管理层表示可以破格录取。我原本不相信，但没过几天，他真的被录取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从小就很喜欢火车、飞机，他感兴趣的不是飞机的结构和工程原理，而是飞机型号、航班信息等，他对这些了如指掌。面试时，航空公司认为他对这个工作真的有兴趣，就给了他机会。
再比如导演饺子，他是学习中医的，但没有当中医师。他对动画感兴趣，就创作出动画电影《哪咤》。我觉得最伟大的是他的母亲，三年里让他孩子靠着自己的1000元退休金生活。很多人做事是因为工资，这样或许能够把事情做好，拿到A；但很难做到顶尖，获得A+。传媒往往喜欢报导成功的例子，当然，不是每一个年轻人都能像饺子一样成功，这样的机率可能不足千分之一，但我们需要更多像饺子这样的人来推动行业突破。
《中国科学报》：所以，从事的工作和所学专业不对口，也并非坏事？
卫炳江：没错。你唸完传媒专业可以从事管理工作，学习人工智能可以投身艺术领域。我很赞同一种观点：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他哪个时候开花、开什么花，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教育的重点是开放和包容。
《中国科学报》：作为校长，你同时还在做研究吗？
卫炳江：会用空余的时间做研究。我原本觉得理论物理颇具难度，后来发现管理工作更为复杂。我太太曾问我：“你又不需要发文章，为什么还要做实验工作呢？”我回答说，我不需要文章，但学生需要。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做研究，我会觉得失去自我，我需要通过科研找回我自己（的价值）。
卫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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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心态办学
从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到留住人才，再到拥抱新技术，卫炳江都始终强调“开放”的理念。他认为，科研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需要自主探索；优秀人才会选择适宜的发展环境，学校应为人才营造良好氛围；人才流动属于正常现象，流动才能保持活力；要积极拥抱技术，勇于抢占先机。
《中国科学报》：请谈谈过去五年香港科教人才队伍的发展。
卫炳江：过去几年香港经历了一些挑战，但现在于香港，人才引进已经不是问题，在香港工作的教授平均薪资水平较高，而且香港拥有多所优质大学。当前的竞争其实来自内地学校（笑），例如最近在计算机顶尖人才的竞争上，南科大、深圳大学都是我们的强劲竞争对手。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香港和大陆对人才的吸引力有何差异？
卫炳江：现在，国家为吸引人才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尤其是对于有创业意愿的人才。特别是武汉、深圳等地在这方面表现突出。香港在科研论文发表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在成果转化方面相较于深圳稍显逊色。
《中国科学报》：对于培养顶尖人才，你还有其他建议吗？
卫炳江：整体来讲，美国人口仅为我国的1/4，而其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数量却远超我国，这跟中华文化和我们的教育制度不无关系。考试制度是中国人发明的，小中大各类考试都要打分，学生怎么去拿高分？要跟标准的答案一样！标准答案是谁定出来的？是权威！你根据权威给出的答案就可以了。这对于培养创意思维不友好。比如一个问题可能有三种四种解法，但根据标准答案，你不一定会去想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以前，我的博士生来自各个国家，其中不乏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但不是每个学生都能掌握科研方法。一些学生过于看重研究成果和答案，遇到不懂的就找我问答案。我告诉他们我也没有现成的答案，科研需要一起探索，我最多只能分享自己对问题的看法。然而，很多学生对此并不适应，他们觉得“你是教授，怎么可能没有答案呢？没有答案还怎么做研究？”国外的科研方法与国内有所不同，我并非认为国内的方法完全错误，但我在研究生院的同学思考问题的方式确实存在差异，他们不一定追求标准的答案，而是会自己去找答案。
《中国科学报》：对于高校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请谈谈你的观点和做法。
卫炳江：首先，良禽择木而栖。对浸大而言，资金并非首要难题。吸引人才，不光是看高薪与学校声誉。学校文化、发展空间以及管理层理念与人才的契合度至关重要。一个富有创新思维的人才，必然不会青睐管理层因循守旧的学校。故而，学校管理模式与理念的先进性在吸引人才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最近，我们成功吸引2020年诺贝尔奖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迈克尔·霍顿（Michael Houghton）和浸大合作，做中医药研究，他对这一领域展现出浓厚兴趣。为开展相关研究，我们专门开设了“前沿转化医学研究院”，霍顿教授成为创院核心成员之一。所以，吸引人才，好的想法不可或缺。如果只追潮流、盲目跟风，很难打动真正的人才。
其次，人才流动是自然规律，“水向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如果浸大有教授前往更好的平台发展，有什么问题呢？这恰恰证明我们培养的教师好。关键在于，他们离开后，我们有能力引入更为优秀的人才。反之，若教授流向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那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可能反映出学校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
一般而言，大型教育科研机构每年有少量人员流动，如百份之三到五人，是正常的。适度的人员流动能够为机构注入新思想、新活力。设想你的班底在同一地方干了10年甚至20年，又哪儿来新的思想呢？所以，缺乏人才流动反而是不正常的信号，意味着处于水的最低点，人家没有地方去了，只能勉强留下。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教育的冲击呢？
卫炳江：从前，新技术往往更多地影响工程、物理、化学等理工科领域，而对文科的冲击相对较小。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它对文科的冲击尤为显著。现在，无论是创新构思、文章撰写、平面设计，还是电影制作，人工智能皆能涉足。以传媒行业为例，其从业模式已被彻底颠覆，如今网络上关于股票、球赛等标准化输赢结果的报导，超过半数由计算机生成。
从教育培养目标来看，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我们期望培育的人才，是希望他们能以改变未来为目标，不是跟着人家跑，而要比别人跑得快。所以，我鼓励学生要拥抱技术，因为他们几年毕业以后，全世界都在广泛使用这个工具。
我自己也在用AI。从前我每天都用Google，现在每天用DeepSeek。比如，香港的中文表达方式和内地不同，以前我用中文书写的研究经费申请书，给内地博士生看他们看不懂，要帮我重写。现在，我用英文写申请书再让DeepSeek替我翻译就很简单。
《中国科学报》：你一直强调“开放”的理念，你怎么看待这两个字的重要性？
卫炳江：你看过电影《星球大战》（Star War）吗？我是20世纪70年代长大的，1977年这部电影问世时，故事老套得不得了——无非是农场小伙子成长、反抗残暴统治并英雄救美的情节，但它借用当时最新的科幻思维和电影科技，将太空飞船、星际战争等场景精彩呈现。其实，太空打仗是什么样子？有谁看过？从物理上讲，这样的战争应该没有爆炸、没有火花、没有声音，但电影塑造的效果却让众多中国影迷为之痴迷，心甘情愿购票观看，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被其文化所影响。
所以，我们怎么用新的方法讲好中国的文化？这也要改变思维。比如传统故事中，哪咤闯祸打死龙皇的孩子，龙皇兴师问罪，他老爸跟哪咤无法沟通，老妈在父权影响下选择妥协，最后哪咤剔骨还父、削肉还母，传递出不听话的孩子没有好下场的寓意。而现在的新版电影，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深受新一代喜爱。这说明，我们能够通过创新思维，反过来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
卫炳江。（除署名外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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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卫炳江，光纤通讯专家，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美国光学学会会士、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亚太人工智能学会会士。1981年本科毕业于香港大学，1988年获得马里兰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科研发展）、常务及学务副校长，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
2021年出任浸大校长以来，卫炳江大力促进艺术科技的发展，确立了“人文及文化”为浸大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致力推动香港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同时，极力推动中医药科技化和数码化，促进中医药标准化和全球化，将香港的中医药服务及科研带到国际舞台。他还在2022年初香港遭受第五波疫情重创之际，带领浸大中医师团队和社会工作专家，支援收容轻症长者的启德暂托中心近1,200张病床的运作，纾缓了香港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
相关参考资料：
https://www.hkbu.edu.hk/zh_cn/about/university-officers/presid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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