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面对高校科技成果“不敢转、不愿转、缺钱转”等转化难题，西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工大）以“转一批、扶一程、帮一把”的理念扎实推进“实施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增设科技成果转化职称系列”“横向科研项目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等三项改革，贯通技术、平台和服务三条链路，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西工大模式”。据报道，该校自实施“三项改革”以来，三年累计获得成果转化收益超过20亿元，成为全国高校改革的标杆。

就“如何将改革红利转化为可持续的市场动能”这一命题而言，“西工大模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样本。从制度破冰到生态重构，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有可遵循的系统性跃迁路径。

制度破冰释放创新活力

“西工大模式”有可借鉴的制度经验。可以看到，在改革的具体举措上，西工大聚焦产权、评价和利益分配三大难题，打破了束缚成果转化的体制障碍。

首先是破解产权障碍，落实成果处置自主权。产权模糊、权责不清，是制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首要因素。西工大实施“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将职务成果从国有资产监管体系中单列，探索确权赋能、收益分享等制度。这一做法能有效打破产权归属壁垒，激发科研人员的成果转化积极性。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该校已累计作价投资专利技术336项，吸引社会资本32.09亿元，孵化企业63家，其中22家企业估值超过亿元。

其次，改革职称评审，有助于打通成果转化“绿色通道”。传统评价体系“唯论文、唯项目”，严重削弱科研人员转化动力。西工大设立“成果转化专项通道”，将成果转化实效纳入职称评审和人才考核。2022年，学校有30余名教师因成果转化表现突出，晋升高级职称。该做法呼应了国家部委“以质量、绩效、贡献为导向”的改革要求，有效打破了学术导向与产业需求之间的隔阂。

更重要的是，通过优化利益分配，西工大进一步完善了资本激励机制。当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来源单一、资本运作能力不足。对此，西工大允许横向科研项目结余资金直接投入衍生企业，实行科研团队90%股权收益分配。2023年，该校“技术入股+资本反哺”模式累计孵化企业20余家，实现成果转化收益近20亿元，为地方财政贡献税收4.25亿元。这一改革为高校科技成果资本化运作提供了范例。

构建市场导向的转化新范式

制度破冰为成果转化“打开门”，但要让成果落地“走得稳”，需以市场逻辑重塑转化生态，构建一个市场导向的转化新范式。

要点有三。其一，要以市场化定价机制，打通供需对接堵点。

当前，高校成果作价多依赖专家评审，缺乏市场动态反馈。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通过校企联合评估与市场化询价，将技术定价误差率控制在15%以内。我国可借鉴其经验，探索“第三方估值+开放许可”模式，依托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开放许可试点，推动技术交易平台市场化运作。

其二，要通过优化评价体系，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尽管西工大赋予成果转化职称权重，但传统评价惯性仍将在一段时期内制约科研人员积极性。在这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工业联盟计划”通过立项阶段嵌入企业需求、将技术商业化指标纳入考核等做法，为进一步细化相关改革提供了一些启示。借鉴此类经验，建议将“技术合同金额”“衍生企业估值”等市场化指标纳入职称评审，并以此构建“需求定义研发、市场验证价值”的融合生态，进一步破解学术评价与产业脱节的痼疾。

其三，要通过完善资本循环体系，实现对科技成果转化从“输血”到“造血”的跃迁。高校不乏成功孵化案例，但高校持股企业常因国有股权退出程序繁琐而错失融资窗口。对此英国剑桥大学通过“股权回收基金”实现灵活退出，其经验值得借鉴。我国可依托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基金”，构建“政府引导+社会接力”的资本网络。类似案例有上海宝山区“先投后股”改革试点，通过阶段性股权让渡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早期项目，已成功孵化近50个高潜力企业，其中10家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名单。

构建可持续的转化生态体系

“西工大模式”取得的成效也提示我们，当前高校成果转化已进入深水区，迫切需要打通政策、市场、资本三大体系，建立常态化、系统化转化机制。

在政策层面，高校应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研究院等平台，推动科研团队与企业协同创新。例如西工大已联合多家央企打造联合实验室，聚焦航空、材料等领域推动技术转化，促进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高效匹配；国外如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院也通过企业需求嵌入全流程开发，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推广无缝对接。在市场层面，当务之急是要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完善技术转移体系，不要让技术转移服务能力不足成为成果转化效率的瓶颈。在资本层面，关键是如何引导“耐心资本”构建长期支持网络。西工大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政府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共建“天使基金+产业基金”模式，广东超百亿的“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另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从“破冰”到形成“系统跃迁”，还需要法治保障、区域协同和多方合作“三轮驱动”。

法治层面，我国已有《科学技术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为成果转化提供法律依据，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更进一步明确“技术入股免责条款”，提升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未来，需进一步完善国有股权退出、收益分配等配套政策，夯实制度执行力。区域协同层面，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已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有助于促进区域间科技资源共享和成果转化。未来，可通过建设“飞地孵化器”“离岸创新中心”等推动技术跨区域流转和产业对接。国际合作方面，高校应积极开拓海外孵化基地，促进自主创新成果“走出去”，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和技术价值最大化。例如深圳与德国史太白中心联合平台已促成20余项跨境技术转化，合同金额超10亿欧元。

西工大的实践表明，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从“破冰”到“重构”的深刻变革。制度突破只是解开了束缚创新的第一道锁，重构生态才能以市场之手重塑转化范式，进而将改革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一言以蔽之，唯有贯通“政策—市场—生态”全链条，才能让实验室的智慧真正成为产业变革的源头活水。（作者张丽萍系江南大学副教授、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专委会委员，本报记者赵广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