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上午9点，刚刚领完“威廉·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的王拥军又出现在2025年度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工作会议现场。

“一忙就忘记倒时差了，昨晚回到家才感觉已经困得睁不开眼了。”王拥军在接受《医学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作为该奖项设立34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王拥军在颁奖仪式三周前通过邮件收到了获奖的消息，当时既激动又意外。激动的是几十年的临床科研工作终于得到了认可，梦想一步步走向现实；意外的是，这一业内最高殊荣来得有些突然，但也代表着国际卒中临床研究从此将不能没有中国的声音。

而当真正站到领奖台上，被盛大的仪式感所包围，他感受更多的却是“责任”。“这个奖不只是对我个人的认可，还包括我的团队，以及中国2400多家医院。它背后承载的也是中国2400多家医院未来的责任。”

王拥军被授予“威廉·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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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2年毕业步入临床工作，到2025年斩获国际卒中领域临床医学最高奖，这一路王拥军如何成长为“卓越的医生”？他引用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纪录片《盛会》中的一句话：“一切的宏大始于原点”。

每年减少124万人卒中复发

“40多年来，中国脑血管病的发病率整体还在上升。这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密切相关。脑血管病的特征就是年龄越大，发病概率越高。但是医疗机构内的脑血管病死亡率呈下降趋势，这表明当前的医疗水平比过去能更好地保障患者安全。”王拥军表示，在脑血管病治疗上，他见证了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

1982—1992年是经验医学阶段。那时王拥军大学刚毕业，临床上对缺血性卒中的治疗方案就是扩血管加抗凝治疗。“那时候，患者的生命就是靠天，医生的帮助是有限的，我经历过那种无助。”

1992年，循证医学时代到来。“有了循证依据，我们医务人员就知道能为患者提供多大帮助，患者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未来还有哪些风险，就有了治疗的信心、标准、方向和正确的选择。”王拥军说。

在循证依据支持下，王拥军团队的CHANCE研究通过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将全世界卒中患者三个月内的复发率从11.7%降至8.2%。这一成果改写了全球卒中防治指南，成为轻型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

“现在经过CHANCE-2、CHANCE-3的系列研究，卒中患者三个月内的复发率已经降到了6%，相当于全国每年复发的人数减少了124万人。我们期待再用三五年时间将复发率降到4%，最终目标是2%，基本相当于健康人的发病概率。”王拥军说。

高致残率也是卒中的特征之一。按照以往的诊疗方案，约3/4的卒中患者会残疾，需要家人部分或完全照护。王拥军表示，溶栓治疗出现后，当前的卒中致残率已经降到了1/3以下，也就是说2/3的患者可以重新回归社会，享受有质量的生活。而在静脉溶栓时间窗上，王拥军团队的TRACE-3研究将其从传统的4.5小时延长至24小时，这意味着90%的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都有机会得到溶栓治疗，进一步提升了诊疗效果。

“目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以下简称天坛医院）在2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卒中患者的急救治疗，最快的只需7分钟，这就是循证医学的力量。在此之前，国内卒中救治平均需要60分钟。”王拥军说。

天坛医院“急诊卒中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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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听不懂”到站在国际舞台中央

国际交流是开展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王拥军表示，“中国科研要融入国际大环境”。

2002年，当王拥军第一次参加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办的国际卒中大会时，“在现场根本听不懂别人讲的循证医学，急得不行”。然而2013年，当他再次前往在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举办的国际卒中大会时，他不仅成为循证医学坚定的追随者、践行者，而且第一次站在国际讲台上发布了研究成果。

2013年，王拥军在国际卒中大会上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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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他在国际卒中大会上获得了“威廉·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从“听不懂”的观众到站在舞台中央的“明星”，王拥军用了20余年，这也是中国在卒中领域成果一步步走向世界的缩影。

“为什么一定要做研究？就是为了让患者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所谓高质量医疗，就是在正确的时间给正确的病人以正确的方式给予正确的治疗。这不仅仅是哪家医院服务态度好、病房住得舒服的问题，而是是否可以让患者得到最好的医疗安全保障以及预后理想的生活质量。”王拥军说。

21世纪初，王拥军便通过承接国外研究项目逐步学习。“我带了一支队伍过去，我们的任务除了完成研究，更重要的是了解什么是国际化临床研究，这个过程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技能和知识。”

然后，王拥军带领团队进入“练兵”模式。先从简单的队列研究入手，后在“十一五”期间承担了中国国家卒中登记库项目。“当时接这个任务时，中国重大新药创制的药厂和基础医学科学家们有一个共识，临床研究是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瓶颈。所以回来我们就开始设计CHANCE研究。”

从2001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从基础做起，布局未来。那段时间几乎没有产出。王拥军坦言：“别说在全国的压力，就是院内的压力都让你喘不过气来。”面对误解、质疑甚至指责，即使学生都感到委屈，王拥军也从不争辩。“我们要做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可能很难被理解，好在当时戴院长和后来的王晨院长很支持我们，团队也都憋着一股劲。如果当时逞一时口舌之快，而破坏了研究方向，那我们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苦心人天不负。2011年，王拥军团队在卒中领域权威期刊Stroke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2013年，CHANCE研究成果首次登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自此打开了团队科研的新局面。

王拥军CHANCE研究团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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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科研就跟做建筑一样，‘打地基’的过程很多人都耐不住。10年‘冷板凳’，我也灰心过、想放弃过，我也想干嘛不对付一下算了，但是责任和团队的期待让我无法对付。”王拥军说，纵观国际上成熟的临床研究团队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如果想在国际上有话语权，那这种煎熬就必须承受。

目前，王拥军团队是全世界单中心在Stroke期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团队，每年超过10篇。Stroke主编Marc Fisher曾和王拥军说：“一架大型飞机要想顺利起飞，跑道一定要足够长，驾驶员一定要足够有耐心，这样才能确保飞机在腾飞时一下就能冲上天。”

必须咬着牙做“卓越的医生”

临床研究之外，王拥军坚持每周出门诊，深入临床一线。“优秀的医生救治的是一个个患者，而卓越的医生救治的是整个群体，是成百上千万人。”王拥军说，“但优秀是卓越的大敌。如果人人都自满于优秀，就没有创新，医学的发展就只能原地踏步。”

对王拥军而言，在成为“卓越的医生”的路上，他感恩于三个重要的引路人。第一位是他在唐山工人医院工作时的神经科主任司志国，帮他选择了正确的临床方向。“我的英文也是司主任带着练出来的，他每个月让我交一篇论文的翻译，只要晚交一天就会在全科会上当众批评。曾经因为我病历没写好，他把我的病历从窗户直接扔到外边的草坪，我流着眼泪去捡病历。但是我一辈子感谢他。”

第二位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孟家眉，真正改变了王拥军做科研的战略布局。“在我心中，孟主任算得上是一位战略科学家，在没有认识他之前，我关注一个个病人，认识他之后，我开始把精力转向预防，转向科学研究。”

第三位是他从事博士后研究时的导师McGhee，教会他如何“敞开大门”做科研、合作做科研。“我去报到时，他就给了我一把master key，告诉我这把钥匙能打开每个实验室的门。他说，‘单一的实验室不可能什么设备都有，有了这把钥匙，我需要用哪个实验室，直接打开就可以用。’这对我触动很大。”

现在，王拥军也成为了很多青年医生的指路人。“天坛医院搬到新址后，我在院内也推出了‘北京天坛医院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美国医师科学家占美国医生总数的5%，我也希望在天坛医院，有5%的医生未来能承担起医师科学家的责任。”

2024年4月9日，“北京天坛医院临床科学家培养计划”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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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拥军介绍，该计划会对参与者进行为期一年的半脱产培训，旨在培养7种能力。第一是过硬的专业技能，“临床能力薄弱就发现不了问题，但做研究就是为了满足临床需求”；第二是文献跟踪能力，“现在全世界每天发的脑血管病文章平均约30篇，需要快速掌握跟踪”；第三是临床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方法学，包括如何立项、设计研究项目、争取经费、最终发表等。基于此，王拥军还兼任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与临床试验学系主任；第四是国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在国际舞台上能讲明白研究很重要”；此外，还包括基础研究经历、项目管理和协调能力，以及对相关法规的掌握等。

同时，王拥军在天坛医院实行了“科研带徒弟计划”，通过一个项目带一个人，帮助年轻医师在科研上丰满“羽翼”，早日“单飞”。

“如果没有这些素质，光有伟大的梦想，那就是眼高手低。做临床研究，做医师科学家，要‘顶天立地’，既有远大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王拥军说，没有医师科学家就没有医学的未来，更没有患者的未来。

“让中国跟上世界医学的节奏”

此次斩获“威廉·费恩伯格卒中卓越贡献奖”，王拥军在现场听到的最多的话是“希望和中国合作”“希望有一起合作的机会”。

随着中国临床研究的崛起，加之西方国家面临研究成本高昂、研究病例入组缓慢等困境，王拥军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时机，让中国成为全球临床研究的主导国。“现在是中国临床研究的黄金时代，到2030年，我们力争做到全世界脑血管病治疗新的循证医学证据一半以上来自中国。我们不能只是全世界科研证据的使用国，还要成为出口国。”

临床上，为落实《健康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中国卒中学会提出，到2030年使国内所有二级及以上可收治脑血管病的医疗机构全部开展静脉溶栓治疗，中国缺血性卒中患者静脉溶栓比例提升至80%，动脉取栓治疗率提升至30%，再灌注治疗的安全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现在，国内静脉溶栓治疗率还不到40%，动脉取栓治疗率只有7.1%。”王拥军已布局好接下来的五年工作计划：第一，继续冲击卒中2%的复发率，并于今年完成CHANCE-4研究。第二，继续降低卒中致残率，同时于今年完成TRACE4和TRACE5研究。第三，为未来的重大新药提供新靶点。

在获奖当晚的冷餐会上，世界卒中大会（WSC）的三任主席开玩笑地问他：“CHANCE研究、TRACE系列研究的编码要编到多少？”他的回答是“目标没实现，永远有编号”，因为做研究不是为了研究本身，而是为了解决问题。

王拥军透露，今年5月，他们将和欧洲签订一项战略协议，以整合中国和欧洲的研究资源，促进双边医生的往来和交流学习。另外，在中国科协指导下，他计划出版新刊物Brain Health，并于今年7月在北京召开中国脑健康大会。“未来学会、杂志、平台形成一体，可以吸引全世界更多的科学家关注中国的研究，并与中国科学家合作解决世界的难题。”

从1992年的循证医学到21世纪初的精准医学，再到未来的高清医学，王拥军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梦就是中国能跟上全世界医学前进的节奏。如果我们跟不上节奏，中国的患者就得不到全世界最好的医疗，那就是我们的失职。所以，我们不仅要紧跟，还要努力超越。”（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