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廖洋 通讯员 于佳桐

经历了硕博连读4年半的学习，李元龙的论文发表记录始终空白。然而，就在博士阶段的最后半年，这位“沉寂”的青年学者完成了“科研大爆发”——连续发表和接收6篇SCI论文。对于大多数同专业博士生而言，通常直到毕业也只能完成1~2篇论文，李元龙所取得的成绩，便显得尤为突出。

这些成果来自于他对观测数据的刻苦钻研。研究生期间，他先后6次参加海洋科考航次，对所有来之不易的海洋实测数据怀有“笃信的执念”。此后，从赴美从事博士后研究到回国工作，李元龙的科研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再固守于观测与模式之间的“非黑即白”，而是以辩证的视角推动它们的融合，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新路。

今年，已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的李元龙带领团队在权威期刊发表了3篇论文。他们日前发表在《通讯-地球与环境》等的研究成果，全球首次揭示了气候变暖信号从高纬度海洋向赤道海洋中深层快速传递的物理机制，揭示了上世纪中叶以来海洋热量和盐度变化格局的成因，刷新了学界对全球变暖下海洋环境演变的认知。

“我们不能只解决物理海洋学关心的问题，更要解决其他学科甚至社会大众都关心的问题。”作为李元龙的导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凡的这句“箴言”，如今已成为李元龙传承给学生的科研信条。

笃信数据，刻苦积累

李元龙的科研之路，始于与大海的搏斗。

2008年秋，硕士二年级的他首次参加出海调查，就在吕宋海峡邂逅了强台风“黑格比”。狂风巨浪中，科考船被卷起数米又抛下，船上早已无法正常行走。记忆中，他只能躺在床上，抓紧护栏抵抗颠簸。

2009年的盛夏，菲律宾海上潮湿闷热，李元龙跟随服役多年的“科学一号”科考船出海科考。船内空调系统“气若游丝”，在湿热交加的海上，夜晚变得格外漫长。

2009年，李元龙（右）等出海调查。

尽管环境艰险，李元龙仍坚持出海。这也是我国物理海洋科学家们几十年执着、敬业的写照。观测是现代物理海洋学发展的基石，无论理论创新还是数值模拟，都需要真实、准确的观测数据来验证。开展出海调查是他们心中取得科学发现的必经之路。

早年的出海经历，总是伴随着变幻莫测的天气、艰苦的工作环境、挥汗如雨的昼夜赶工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海上美景。研究生期间，李元龙累计出海6次，其中一次夏季出航，他连续在海上漂泊了九十余天。这些经历，让李元龙和前辈们一样，深感观测数据来之不易、珍贵无比，也对广阔神秘的海洋充满了敬畏。

本世纪初，深远海大型观测潜标的布放是我国物理海洋学发展面临的关键技术难题，尤其在地形复杂、水流湍急的西边界流区。以当时科考船的硬件能力，深海潜标的布放难度超乎想象。

李元龙仍记得，2010年12月，他作为两名科考队长之一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首次西太平洋开放考察航次。在航次首席科学家王凡的带领下，该航次成功布放了中国首套6000米深海潜标，并创新性地使用声通回传技术现场取得了第一组观测数据。

2010年，基金委首次西太平洋开放考察航次布放潜标。

第一组数据成功传回的瞬间，甲板上顿时沸腾了，科考队员一齐欢呼。李元龙根据接收到的潜标数据，把水下的流速、流向数据绘制成图，清楚地呈现出了500米以下的棉兰老潜流，而且比师爷——中国科学院院士胡敦欣此前推算的结果还要强劲！时年74岁的胡敦欣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数据后，当场眼眶湿润。

原来，在1986年至1990年间，胡敦欣曾率队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了五次大规模海洋考察。在菲律宾群岛南部棉兰老岛的海流下方，他发现了一股反向潜流，并将其命名为“棉兰老潜流”。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由中国人发现、命名并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洋流。20多年后，这个科学发现被自己的弟子们用直接观测所证实，还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令人激动的呢？

多次出海经历，让李元龙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但他一直没有产出科研成果，论文发表记录一片空白，而毕业已迫在眉睫。

急不急？他当然着急，可也只能默默蓄力。他坚持大量阅读各研究领域的最新文献，积极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广泛吸收前沿学术观点，不断借鉴和提出新的数据分析方法。所有这些积累，最终在博士毕业前的半年中迸发出惊人能量——基于之前3年多积累的研究成果，他连续发表、接收了6篇高质量SCI论文。

就好像突然“打通任督二脉”，他撰写论文时文思泉涌，并擅于用通俗易懂、逻辑性强的表达，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理解研究的价值。“当时在物理海洋领域发表一篇国际一区论文非常困难，大多数博士毕业也只能完成1~2篇。”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研究员段静如是说。

答案不是“非黑即白”

2012年，李元龙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接受系统的数值模式研究训练，其合作导师是印度洋环流与气候专家韩卫青。

掌握了模式工具之后，李元龙逐渐体会到其“强大”。与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的现场观测相比，模式研究显然“投入产出比”更高，对现象的归因更加清晰，也更加适合与气候变化热点相结合。有了模式这个“大杀器”，叠加当时美国优越的实验条件，以及自己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李元龙如鱼得水，高质量成果频出。

然而，在收获成果的同时，也引发了他的深思。此前，前辈们对观测数据的珍视让他印象深刻——那是他们一代代物理海洋人远渡重洋、克服重重困难才获得的宝贵资料。“当观测数据和气候模式结果不一致的时候，当然应该相信观测！”

“但是，观测与模式是天然对立关系吗？”他逐渐产生了这样的思考——或许答案不是“非黑即白”的！他逐渐意识到，观测与模式是从不同的角度体现海洋中的变化，唯有辩证看待二者、推动融合，才能走出一条新路。

5年的国外工作经历结束后，李元龙归国，回到了他科研之路的起点——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回归的最初几年，他基于观测数据结合数值模式的一整套研究路线，延续了高产高效的“战绩”。他将淬炼多年的“法宝”，手把手地传授给自己的研究生。于是，学生们也是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发，多人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优秀博士毕业生、优秀博士论文等荣誉。

尽管成果丰硕，他却自感陷入了“路径依赖”。在他心中，对许多工作的实际科学贡献与影响力是不满意的。迷茫之中，他找到王凡深谈。王凡向他亲授自己的心得——“我们不能只解决物理海洋学关心的问题，更要解决其他学科甚至社会大众都关心的问题”。

“科研要致力于解决重大科学问题，而非急于发论文！认准了应该做的事，即使再难再慢也要做下去！”一旦改变目标，研究方式也彻底驶入“新航道”。过去，通过一带一小组合作，半年到一年即可完成一项工作；如今，通过多人甚至多团队协作攻关，一项工作至少需要两年以上。

“研究周期虽然拉长，但我们瞄准的是问题与成果价值，为社会提供真正有意义的科学认知。”李元龙说。

2021年疫情期间，李元龙协助王凡，与国内物理海洋、气候变化、海洋化学、海洋生物、海洋渔业资源领域的多个团队合作，开展气候变暖下中国近海的学科交叉研究。

这项持续两年的协作研究系统阐明了中国近海物理-化学-生物过程的协同演变规律。这期间，李元龙面临巨大的挑战，他从零开始学习大量跨学科知识，极大地开阔了视野。2023年初，这项成果成功发表于《自然综述-地球与环境》。

科研就是不断走出舒适区

“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走出舒适区。”

李元龙与团队很快将研究重点转向全球变暖下海洋热量和盐度变化存储问题。海洋吸收了全球变暖90%以上的热量，但这些热量在海洋中的分布很不均匀，深刻影响区域气候和生态环境。研究全球海洋热量存储格局及其成因，对预测未来气候变化与海洋环境演变至关重要。

经过不懈努力，团队在这一研究方向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今年，他们在权威期刊发表了3篇论文。

然而，这些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绝非一蹴而就。

他这个“文章高手”都认为，现在的论文变短了，反而更难写了。

几项研究从开始规划到最终被期刊接收，都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其中，资料收集、模式试验和分析，他们花费了一年；写作和反复修改，也用了一年；投稿与修改又持续了半年左右。

为达到期刊的发表要求，他们反复打磨稿件。李元龙要求自己的文章尽量科普化，要让别的专业的人都能看得懂。每每修改十余遍，中间感觉逻辑不通、证据不足时，他们二话不说，推倒重来。

在李元龙看来，喜欢科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喜欢才会更努力。

研究生路颖在读期间一直从事海洋盐度变化研究，但其主要成果直到博士毕业1年之后才发表于《自然-气候变化》期刊。后来，这项成果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气候研究重大突破”和“2024年度中国海洋与湖沼十大科技进展”。

如今，李元龙还开始注重培养科研新生力量。在组织团队讨论时，他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对其他人汇报的工作提出疑问、评论或建议。他认为，这样才能促进他们学习和思考。

他主张团队中人人平等，观点没有对错。他看重的是思维活跃、自由开放的研讨氛围，还要“坐得住、稳得住、能坚持，能问得出问题”。

“我们需要能够互补的同事，且必须具备百折不挠的精神。”李元龙特别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团队不仅是一个科研小组，更是一个平等交流、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学术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