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之后，国家战略人才布局的一次再动员、再定向。此次会议强调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发展的创新主体，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进一步说明工程师不是产业链上的一般技术角色，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战略变量。

2022年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从过去3年的改革脉络看，卓越工程师培养并不是在既有体系上略作修补，而是在重写“工程教育为何教、教什么、怎样教”的底层逻辑。以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为牵引，从有组织的校企联合培养，到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制度突破，其真正意义不在于某几个点上的“新举措”，而在于把人才培养的出发点从“完成学术训练”转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当实践成果被法律明确写入学位授予条件，工程教育就不再只是学术路径的延伸，而是重新被定位为支撑新质生产力、打通“科技-工程-产业”通道的关键环节。

如果说以往的工程教育更多是“学科逻辑主导”的内部循环，那么卓越工程师改革推动的是一种“工程逻辑牵引”的外向型重构。国家层面的要求已经非常清晰，要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把工程师放在国家现代化工程系统中考量。

这意味着工程教育不能再停留在课程表和学科目录，而必须紧贴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真实需求，紧贴芯片制造、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绿色低碳等关键领域的任务场景，真正让培养目标与国家战略任务之间建立起可验证的对应关系。高校如果还只是从增加几个新专业、改几门课程的角度理解这一改革，显然会低估它的深度和力度。

在这样的逻辑下，“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就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工程教育能否实现自我超越的分水岭。工程能力不是课堂讲授出来的，而是在真实工程系统中生成的；工程思维不是论文中推演出来的，而是在复杂任务链条中磨炼出来的。国家推动一流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卓越工程师学院、产教融合基地，本质上是要把工程教育从校园内的知识传授嵌入国家创新体系的协同运转之中。

对企业而言，这不再是配合高校培养学生的额外负担，而是参与塑造未来工程师群体结构，进而重塑自身创新能力边界的战略机遇；对高校而言，这既是压力，也是倒逼自身从学科本位走向问题本位，从知识供给走向能力供给的体制契机。

标准问题是这场改革的思想高地。长期以来，我国工程教育在评价上高度依附学术体系，习惯用论文、项目、获奖衡量人才质量，但工程师的真正价值在于，能否把科学发现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程方案，能否在不确定性中整合资源，在复杂约束下解决实际问题。当前提出要强化工程教育标准引领、推进工程师资格和工程教育标准的国际互认，不是简单对接国际规则，而是要在更高层次上重塑“什么才算一名优秀的中国工程师”。

当标准真正转向以工程贡献、创新能力和复杂问题解决为核心，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的人才使用逻辑、学生的成长路径选择，都会随之发生系统性调整。

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指向的是一种新的国家人才生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卓越工程师与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共同纳入“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布局之中，实际上描绘了一幅清晰的人才结构图——战略科学家决定方向，科技领军人才攻坚关键点，卓越工程师把科技能力转化为工程系统和产业体系，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则托举起坚实的技术底座。

在这个结构里，工程师既不是附属，也不是中介，而是连接科学前沿与产业前沿的主力军。对于高校来说，是否能够在这一结构中有意识地配置资源、设计路径，将直接决定自身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变革中的位势；对于企业来说，能否从“被动用人”转向“共同育人”，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其在产业重构中的位置和高度；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职业选择与国家战略场景对接，将深刻影响个人发展上限。

可以预见，随着工程教育机制化、常态化、国际化改革的推进，卓越工程师不再只是文件中的提法，而逐渐成为社会对一类人才群体的稳定共识。这既是对过去3年改革实践的肯定，也是对未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制度创新的预示。对于全国的高校和企业而言，真正需要思考的问题并非是否参与这项改革，而是如何在各自角色中更主动、更高标准地融入这项国家战略。当我们把卓越工程师放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三位一体”的大坐标系中来看，就会明白，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面向少数人的“精英通道”，而是关系到国家未来20年发展质量与安全韧性的根本布局。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