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不断迭代的治理进程

——《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的价值与未来方向

 

11月28日，刚刚成立的教育部教师队伍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正式发布《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第一版）》（以下简称《指引》）。这是我国在教育治理领域迈出的标志性一步。《指引》不仅是国内第一份专门面向教师、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官方指导文件，也是我国教育体系在数字化与智能化背景下，对新技术风险与机遇作出的系统回应。

作为长期关注教育与AI关系的研究者，我恰好在《指引》发布前一个月的10月28日，在本专栏撰文呼吁“应让教师成为人工智能首批合规使用者”。《指引》的出台自然并非是对任何个人意见的回应，但其发布本身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教师与生成式AI关系的深刻认识与制度安排。

值得强调的是，《指引》专门标明为“第一版”，说明未来还会有再版。这种顺势推出又审慎行事的政策姿态，正是当下教育治理应有的态度。

我以为，《指引》出台的意义既在于建立规范，也在于开启未来长期治理的路径。因此，我将从《指引》的开创性价值、制度贡献、实施意义出发，同时从国际经验、制度细化、风险治理等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为未来版本的完善提供参考。

开创性意义：制度化回应时代变革

在制度化回应时代变革中，《指引》具有如下开创性意义。

首先，《指引》开创了国家层面教师使用AI的“规范起点”。长期以来，生成式AI在教育应用中呈现“教师自发试验—学校部分引入—缺乏规范监管”的状态。许多教师面临一个现实困境：想用，但不知道“如何合规”；会用，但担心“越界风险”。《指引》的发布改变了这一局面，为教师明确了使用AI的底线与方向。

可以说，这是教育部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建立起教师使用AI的制度框架。它不仅回应了现实需求，也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性。

其次，《指引》明确了教师主体性，防止技术置换教育。《指引》的所有示例都在强调技术可以赋能，但决不能替代教师的教育责任，特别是在价值观教育、关键学习环节、学生心理支持等方面，必须坚持“教师主导、AI辅助”的原则。

与部分国家在教育AI应用中过度强调效率与自动化不同，《指引》体现了中国教育治理的独特立场：技术为人服务，而不是取代人。

最后，《指引》为教育创新提供了合法性与操作路径。过去，许多教师在课程设计、学情分析、评价方式等方面希望使用AI，但苦于缺乏政策保障。《指引》发布后，教师的创新探索应该更具制度支撑。

这意味着，教育部不仅在管理AI，更在推动形成“生成式AI +教育”的新教育生态。

制度建设的战略价值：从技术应用到教育治理

如果说《指引》解决了“教师如何使用AI”的现实问题，那么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建设，推动教育系统从单纯的技术应用走向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换言之，《指引》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操作指南，更在于奠定了长远的、可持续的教育治理框架。基于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其战略意义。

第一，通过制度治理塑造教育系统的风险感知能力。在我看来，《指引》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将此前散落于学界、媒体、学校中的零散风险认知整合为系统性治理规则。这些风险包括AI幻觉导致的信息不实、数据泄露引发的隐私危机、算法偏见导致的不公平、学生过度依赖AI导致的思维退化、教学责任模糊带来的伦理风险、生成式内容在科研中的滥用。可以说，《指引》以官方权威形式给予教师“风险识别模板”，从制度层面增强教育系统的自我防护能力。

第二，通过规范促进“合规创新”。一般来说，科技治理有两种方式：放任式与制度式。前者可能导致无序、混乱乃至滥用，后者能够为创新提供可持续环境。《指引》显然属于后者，它不是限制技术，而是通过制度稳住底线，使创新在“可控边界”内发生。这种制度化努力，有利于学校建设智能化教学平台、教师自主进行AI驱动的教学设计、教育行政部门开展长期监管与评估，以及技术企业开发适应教育场景的产品。因此，《指引》为未来教育智能化转型奠定了可持续的政策基础。

基于国际经验的建设性建议

作为第一版《指引》，该文件为中国教育体系提供了基础框架，但也存在进一步细化与拓展的空间。以下建议并非对《指引》的批评，而是希望在其第一版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制度建设。

第一，教师AI素养培训需制度化，而非依赖自发学习。《指引》强调教师要“愿用、会用、善用”，但未提出系统培训机制。国际经验都普遍强调，教师必须具备理解技术原理的能力，能够识别偏见、评估生成内容、分析风险，必须能解释AI的局限与不确定性，具备设计AI参与的教学活动的专业能力。

第二，学生使用AI应分年龄、分任务、分情境细化规范。《指引》对学生使用AI的规定尚在原则层面，只有“原则上禁止小学生独立使用生成式AI，确需使用的应在教师或监护人指导下进行”相关表述。考虑到学生认知发展阶段差异较大，应制定更具有操作性的规范。例如，小学阶段，禁止自主使用AI，侧重教师示范；初中阶段，允许在课堂引导下使用AI，但需记录过程；高中阶段，可在写作、项目学习中使用，但需注明AI参与程度；大学阶段，必须严格区分“辅助”与“生成”，并建立学术申报制度。

第三，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需进一步明确。国际政策通常要求数据透明化、家长与学生知情同意机制、外部审计与问责机制，以及AI系统的可解释性与偏见检测等。在这方面，《指引》目前也只有原则性表达，应在未来版本中落地为操作性条款。

第四，学术诚信的制度化保障需更细化。目前《指引》对学术诚信提出的原则性要求较多。建议未来的制度性保障可以更加细化，包括论文、报告、课题申请中必须注明AI使用比例与方式，学术机构应建立AI辅助写作的透明机制，对“AI参与度过高”的写作进行抽查与审核，以及明确“AI辅助”与“AI代写”的界限等。

我以为，这一部分的细化不仅可以防止学术不端，也有助保护真正的原创性劳动。

从“首版规范”到“教育AI治理体系”

《指引》所开启的，是一个需要不断迭代、不断完善的治理进程。基于此，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未来的制度构想。

首先，构建跨部门协同的教育AI综合治理框架。

未来的教育AI治理，不能仅依靠教育部门单线推进，而应形成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治理体系。生成式AI的教育应用涉及数据安全、平台建设、算法审查、教师培训、未成年人保护、知识产权等多重维度，仅依靠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操作指引难以全面覆盖。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推动更加系统的治理架构。

其次，构建持续监测、评估与反馈机制，推动政策动态优化。

生成式AI的技术迭代极快，其教育影响也呈现阶段性与突变性特征，因此《指引》必须配套一套持续监测与评估机制，使政策能够依据实践表现不断修订与优化。这种监测不仅应关注技术风险，还应关注更为深层的教育影响，例如AI对课堂互动、学生学习方式、教师劳动形态、学术诚信生态的长期影响，AI是否加剧或缓解了教育不均衡，AI是否真正提升了教学质量和学习成效。

最后，将中国经验推向国际，为全球教育AI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教育AI治理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时代议题，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其政策经验和应用规模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国际影响力。《指引》的发布，事实上已经形成一个可供国际比较的重要样本。未来，在持续完善国内治理体系的同时，应积极参与国际以及区域性合作机制的教育AI对话，通过国际会议、双边合作、政策咨询等方式分享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治理智慧。

在首版基础上继续前行

毫无疑问，《指引》的发布，是我国教育体系在智能时代作出的重要制度性回应。它既标志着教师使用生成式AI从“探索阶段”迈向“规范阶段”，也意味着教育治理开始由技术层面的应用试验，转向制度框架下的系统推进。作为首版文件，它的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当下的迫切问题，更在于以制度化方式塑造教育体系面对未来的能力。

首版《指引》为教师提供了可操作的路径，为学校明确了管理责任，为社会展现了国家治理AI教育的态度，也为技术企业划定了责任边界。它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取得了难得的平衡，体现了教育部对教师主体性、教育伦理、学生发展与公共价值的充分尊重。这种平衡本身，就是一个成熟教育系统的治理表现。

然而，正因为是“第一版”，它的意义恰恰在于开启了一个将持续更新的长期工程。随着生成式AI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教育场景愈加多元，技术对学习方式、知识结构、人才培养乃至教育公平的影响将更加深刻。未来的教育AI治理体系，必然需要在首版基础上持续深化。从教师能力建设到学生使用规范，从数据安全到学术诚信，从平台准入到伦理评估，从国内探索到国际协同，所有维度都需要不断完善、及时更新。

从这个意义上讲，《指引》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答案，而是框架；不是静态规定，而是动态治理机制的第一块基石。只要我们坚持谨慎前行、持续评估、不断迭代，就能够让AI真正成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成为促进教师成长、提升学生素养、守护教育价值的伙伴。

在首版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安全、更公平、更开放、更具创造力的教育AI未来，也有理由相信，中国将在这一全球性议题上贡献独特的思想与治理实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