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老师的一生，是‘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科学家精神的生动写照。”在近日举办的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年度系列活动企业行活动上，作为王选生前的秘书、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王选纪念室主任，丛中笑回忆起与王选共事的岁月，那些点点滴滴依然历历在目。

在丛中笑看来，王选不仅是“当代毕昇”，更是一位将科学家精神与人格魅力完美融合的典范。

丛中笑作报告。主办方供图

丛中笑表示，王选留下的不仅是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更有“先做人、后做事”的人生信条，“他让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新生，更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好人”底色：品格是成就事业的基石

“王老师常说，一个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好人，才能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好事。”丛中笑回忆，王选在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没有细数科研成就，而是提起自己小学五年级时被同学评为“品德好、最受欢迎的学生”的经历。这个没有奖状、没有仪式的“好人奖”，却成为王选晚年经常念叨的事情。

王选对“好人”的定义朴素而实在。丛中笑记得，王选曾引用季羡林先生的观点，又特意降低了标准：“季老说凡事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多一点就是好人，王选老师却觉得，能做到考虑别人和自己一样多，就称得上是好人了。”

这种价值观贯穿王选的一生，丛中笑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1984年《人民日报》花费429万美元引进的美国照排系统因无法处理汉字而濒临瘫痪，王选没有选择趁机推销自己的系统，而是主动带领团队前去改造。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可以一举占领《人民日报》这个重要市场。但王老师说这是国家花巨资引进的设备，让它起死回生是我们的责任。”丛中笑表示。

经过半年努力，王选团队使美方系统重获新生。美方总裁由衷敬佩，甚至提出购买王选的技术，却被他婉拒。丛中笑感慨道：“这正是他‘爱国’与‘好人’观的体现。技术可以竞争，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永远放在第一位。”

生活中的王选，更是将节俭与体贴融入细节。上世纪70年代，王选每月工资仅40元，他坐公交车从北大到和平街的科技情报所查阅外文资料，为了节约5分钱，常提前一站下车走过去。“复印一页资料要7分钱，他舍不得，就趴在桌上手抄，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如今还珍藏着好几本”。丛中笑回忆。

“在王老师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践行自己的‘好人观’。”丛中笑说，当医生告知输血已无济于事时，王选老师选择停止输血，不愿浪费国家资源。夫人陈堃銶的挽联“半生苦累，一生心安”，正是他生命的真实写照。

顶天立地：18年攻克世纪难题

“王选先生常说，科研要‘顶天立地’，技术要追求最前沿，应用要能市场落地。”丛中笑回忆，1975年，当38岁的王选开始研究“汉字精密照排”时，他还只是个被称为“北大病号、小助教”的边缘人物。

然而，就是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病号”，却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跳过西方流行的二代、三代照排技术，直接攻关第四代激光照排。

汉字字数繁多，还有着十余种字体、二十余种字号，若全用数字点阵存储，信息量高达数百亿乃至上千亿字节（数千兆）。而当时我国国产的DJS130计算机存储量不足7兆，要存下如此海量信息，几乎不可能。

王选创造性地提出“轮廓加参数”的数学描述方法，将汉字信息压缩500至1000倍，再通过软硬件结合实现快速还原，“每秒710个字的还原速度，完美匹配激光照排需求，而‘通过参数信息来控制字形变化时的质量’这一技术比西方早了10年。”丛中笑说。

然而，创新之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丛中笑回忆，1984年出现了引进国外照排系统的高潮，多家报社和出版社、印刷厂引进了英美日等国的产品。“《人民日报》花费429万美元订购美国HTS公司系统，开完论证会坐公交车回北大，王老师为了省5分钱，还从动物园多走一站地到白石桥换车。”

回来后，王选在讨论会上大声宣布：“我敢肯定，我们一定比美国早出报，而且价格便宜得多！否则，国家给的印刷经费全部退回，一分钱也不要!”这句豪言壮语背后，是王选对技术趋势的精准把握。丛中笑解释说：“当时王老师已经在构思更先进的技术方案，他相信自己的方向是对的。”

转机出现在1987年。《经济日报》成为第一家全面采用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报纸，但过程充满波折。在这个关键时刻，王选展现出非凡的毅力。他带着团队驻守报社，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

丛中笑动情地说：“王老师当时说，有技术问题不怕，只要找到原因，就一定能解决！”10天后，所有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

随后全国掀起“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革命，到1993年，国外照排设备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甘为人梯 把名字写在学生后面

在丛中笑眼中，王选不仅是卓越的科学家，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团队领导者。她认为，王选最可贵的是他甘为人梯、淡泊名利的大师情怀。

“1993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看到了王老师的博大胸襟。”丛中笑讲述，那年春节，56岁的王选没有休息，精心设计了一个新方案。然而回到单位后，却被自己的硕士生刘志红一句话否定。“那个年轻人说，王老师，不用那么麻烦，电脑里有个现成的方法就能解决。”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觉得没面子，但王选的反应出乎所有人意料。丛中笑说：“王老师先是愣了一下，然后高兴地说，你怎么不早说！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从中看到了年轻人的潜力。”

这件事促使王选反思：“为什么学生之前没有想到？因为我还在一线，他们没有能动性。”王选当即决定退出科研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我的创造高峰已过，那些有才华、有潜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才是最需要扶持的。”

从那时起，王选把培养年轻人作为自己后半生最重要的使命。丛中笑讲述了一个特别的故事，2004年，王选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中有个叫潘建伟的年轻人，马上主动联系。

“当时潘建伟还不像现在这么有名气，已经身染重病的王老师亲自写了两页长信，鼓励他不要急于报奖，要抓紧时间扎扎实实做出更大成绩。”丛中笑说。王选与潘建伟素未谋面，却一直关注着他的成长。

在培养人才方面，王选提出了著名的“十二字方针”：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丛中笑说：“这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前瞻性。王老师认为，导师的作用不是比学生懂得多，而是指明方向，然后放手让他们去探索。”

王选的一生都淡泊名利。丛中笑回忆，王选经常把报奖的机会让给学生，甚至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学生后面。“他常说‘我在某些方面不如学生’，甚至谢绝了多次出国深造的机会，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高薪邀请，坚信国内同样能做出世界一流的成果。”丛中笑说。

王选在确诊肺癌第三天就写下了遗嘱，其中写道：“人总有一死，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一旦医生会诊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并捐献我身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包括角膜，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回顾在大师身边工作的岁月，丛中笑深有感触地说：“在王老师身上，我看到了科学家精神的完美体现。他不仅推动了我国印刷技术的革命性变革，更重要的是，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