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科学家精神”如同一颗熠熠生辉的星辰，它在民族命运的跌宕起伏中孕育、在科学实践的沃土中生长。如何理解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从何处发源，又在怎样的历史浪潮中塑形与壮大？

在近日举办的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年度系列活动企业行活动上，中国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公以科学史的视野，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

王公作报告。主办方供图

王公指出，科学家精神的主体包括著名科学家、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管理人员在内的全体科技事业奋斗者。“长期的科学实践”是科学家精神形成的关键。

“这个‘长期’不是几十年，而是跨越了三个历史阶段。”王公解释道，第一个阶段是中国五千年来的科技传统；第二个阶段是近代以来的科技救国实践；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自立自强，“这三个阶段层层递进，共同孕育了科学家精神。”正是靠着科学家精神，中国才能在科技领域不断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

科学家精神的萌芽，在救亡图存中破土

追溯科学家精神的根基，王公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我们用‘两个高潮，一个高峰’概括五千年的科技脉络。”他介绍，春秋战国时期是第一个发展高潮，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推动了天文、数学、技术的进步；隋唐时期是第二个高潮，东西的丝绸之路和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让科技知识得以快速传播；宋元时期则达到历史高峰，活字印刷、指南针等技术走向成熟。

“《本草纲目》有190万字，《天工开物》记载了123种工艺，这些典籍不仅是技术总结，更藏着求实创新的基因。”王公表示，这些辉煌成就为科学家精神提供了悠久的传统。

然而，明末清初，当西方经历科学范式的革命性变革时，中国相对落后了。这种巨大的差距，让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引进西方科学的紧迫性。

他梳理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科学的几个阶段：从知识层面的“西学东渐”，到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再到制度层面的“维新变法”。他特别强调，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中高举起“赛先生”（科学）的旗帜，是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引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标志性事件。

王公认为，从“科学精神”到“科学家精神”，关键一步在于“人格化”，而这一转变是在最艰苦的抗战岁月中完成的。他举了多个“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科学家们为支援长城抗战，用随处可见的核桃壳替代椰子壳研制防毒面具；在物资匮乏中，用腌菜缸“土法”制造炸药原料硫酸；地质学家突破“陆相无油论”的束缚，在玉门找到了油田。

王公解读道：“正是在这些面向国家最紧迫需求的实践中，科学精神完成了它的时代化、中国化和人格化，科学家精神由此在中国破土萌芽。”

朱德同志1941年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上讲，“要把自然科学的学识和祖国的土壤结合起来”，王公表示，这句话正是当时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只有将科学与国家的土壤和需求结合，科学才能繁荣滋长。

科学家精神的生长，在自立自强中塑形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家精神进入“生长”期。面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和西方的封锁禁运，中国科技工作者开始了自立自强的征程。

王公讲述，1949年到1955年，有1536名高级知识分子从西方国家归国，其中三分之二来自美国，很多人放弃了优厚的待遇。钱学森被美国“软禁”了5年，直到1955年才通过一封写在烟盒纸上的信，辗转联系上祖国；杨承宗是小居里夫妇的学生，法国给他开出55万法郎的年薪，而中国科学院给他的工资，折算下来只有1000斤小米，“差距差不多有500倍，但他毫不犹豫地回来了，还带了14箱科研资料，奠定了中国放射化学的基础”。王公说。

在王公看来，“两弹一星”事业是科学家精神生长的核心熔炉。邓稼先等科学家隐姓埋名，在戈壁荒漠里奋斗了十几年。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到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这些成就的背后，是无数科学家“无私奉献、协同攻坚”的精神。

“老科学家们特别反对‘之父’的说法，邓稼先曾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我只是做了一小部分。”王公强调，这种集体主义情怀，正是科学家精神的鲜明特色。而由此凝练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与科学家精神高度契合，并极大地促进了科学家精神的发展。

科学家精神的壮大，在迈向科技强国中传承

进入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内涵在重大科技工程中不断“壮大”，形成了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新的精神形态。王公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一次小学讲座中，他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嫦娥五号、六号的具体采样克数，却有一个小朋友准确报出了“1731克”和“1935.5克”。

“这说明，科学家精神已经开始影响下一代了”。王公欣慰地说。他表示，探月精神的“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与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内涵一脉相承。

“比如协同攻坚，探月工程涉及上千个单位、十几万科研人员，没有团结协作，根本不可能‘六战六捷’。”而北斗系统的建设，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从2000年北斗一号服务中国，到2012年北斗二号覆盖亚太，再到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组网，26年里，科研人员攻克了无数技术难题。这些新时代的精神形态，是科学家精神的“新鲜血液”。

在精神传承方面，王公认为老中青三代的接力尤为关键。“于敏院士隐姓埋名28年，研究氢弹理论；屠呦呦先生90多岁还在关注青蒿素的应用；袁隆平院士一辈子扎根稻田，研究杂交水稻。”他表示，这些老科学家是精神的“灯塔”，而南仁东、黄大年等人是新时代科学家的代表。

在建成科技强国的道路上，离不开科学家精神的引领。王公认为，新时代弘扬科学家精神，要抓住三个核心：一是坚守爱国奉献的底色，像钱学森、杨承宗那样，把祖国需要放在第一位；二是秉持求实创新的内核，搞科学不能弄虚作假，要像王选先生那样，用数据说话，不断突破技术瓶颈；三是践行协同育人的特色，“钱学森培养了王永志，王永志又带领团队推进载人航天事业，这种‘传帮带’的传统，要一直传下去”。

“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用智慧和汗水铸就了这份精神财富。”王公在讲述最后强调，从古代的四大发明到今天的探月工程，从近代的科技救国到新时代的科技自强，科学家精神始终是支撑中国科技发展的灵魂，“未来，我们要让这种精神继续传承下去，激励更多人投身科技事业，为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