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应急救援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治理水平、综合国力与危机应对能力的重要标尺。”近日，在香山科学会议第797次学术讨论会上，国家消防救援局原助理总监、航空应急救援分会发起人闫鹏表示。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化趋势日益显著，我国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台风、洪涝、山火、冰冻、滑坡等灾害种类多、发生频次高、分布地域广。

“传统的应急救援方式在面对复杂地形、大规模灾害、快速响应等需求时，往往力有不逮。”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指出，相较而言，航空应急救援具有响应速度快、机动能力强、不受地形限制、救援效率高等优势，是衡量国家现代化应急管理能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执行主席白雲帆、闫鹏、刘大响、郭治武（前排从左至右）在主持会议。香山科学会议办公室供图

架起“空中生命线”

“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刘大响表示，目前已形成国家力量为主、社会力量为辅的基本格局，具备跨区域、海空一体和多功能的救援能力。

在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面前，时间就是生命，航空应急救援为抢险救灾搭建起“空中生命线”。

应急管理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原总站长吴灵介绍，从2018年7月至2025年7月，在南方省区年均布防80余架飞机开展航空应急救援，累计扑救830余起森林草原火灾，先后执行抗震救灾、抗洪抢险、海上救援等89起航空救援行动，总计空中投送应急救灾物资678吨，空中转运各类人员4200人。

而随着科技发展，无人机、垂直起降飞行器等新型航空器逐渐应用于航空救援体系，显著提升了救援效能和安全性。

“无人机航空系统具有机动灵活、易于操作、成本低廉、用途广泛等优势，并且可与卫星、地面等监测手段形成‘空、天、地、网’协同作战的能力。”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杨思全表示，例如，地震灾害发生后，利用无人机航空系统可以开展灾害损失与影响范围监测与受灾群众定位、救援物资精准投送、灾时应急通信保障。

“随着无人机航空系统的快速发展，加快无人机航空系统在防灾减灾救灾与应急管理中的应用成为当前急需发展的一个领域。”杨思全总结道。

此外，低空经济的发展也为航空应急救援提供了更多手段和工具。“航空应急救援必须乘低空经济发展之势而上，航空应急救援也是低空经济初兴阶段与韧性发展的关键选择。”中国航空学会名誉副理事长张聚恩表示。

同时，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功能完备、运行高效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为我国提供了借鉴方向。刘大响介绍，其体系建设具有五个共同特点：体制机制成熟、装备体系完备、专业人才储备充足、空域管理和法规保障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健全。

“这些经验展示了航空应急救援在国家安全与公共服务中的核心价值。”刘大响反复强调，推进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现代化建设，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短板犹存

尽管我国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刘大响眼中，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首先是统筹协调机制不足。“在航空应急救援领域，目前仍缺乏全国统一的领导管理机构。”刘大响严肃表示，每当灾害发生时，通常只是临时组建指挥部，紧急调集军队、公安、消防、专业救援队以及通用航空力量，多头管理、条块分割，难以全面、及时掌握灾区的航空救援资源、能力和分布状况，缺乏权威、统一、高效的指挥和调度中枢。

其次，装备体系结构性失衡。《通用航空“十三五”发展规划》数据显示，我国通用航空运营规模仅为巴西的三分之一，机队规模为南非的六分之一，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在装备数量上，美国民用直升机在册数量已超过一万四千架，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民用直升机数量也均接近三千架。

“相较而言，我国民用直升机总量不足一千架，真正具备专业救援能力的直升机不足百架，数量严重不足，远不能满足国家大规模灾害应急救援的需要。”刘大响表示，且现有直升机以中小型号为主，具备长航时、远距离、全天候作业能力的大中型直升机数量偏少，存在“重型机稀缺、轻型机过多、结构失衡”的问题。

此外，我国航空应急救援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不完善，不仅起降点密度低，尤其医院、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的停机坪、起降点建设滞后，且航站保障能力弱，油料保障、航材更换、维修保障、气象服务、通信导航等保障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大规模、跨区域航空救援任务的保障需求。

同时，我国航空应急救援还存在严峻的人才瓶颈问题。“我国目前缺乏具备复杂气象条件、恶劣地形环境下执行救援任务经验的专业人员。”刘大响指出，军队、消防、公安、森林部队等航空力量，大多专注于某一类型的救援任务，难以形成多场景、全类型的救援飞行能力。

最后，法规标准与空域保障滞后。尽管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但实际救援涉及军队、公安、交通运输、气象、农林、水利、卫生等多个部门和领域，各自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对独立、缺乏统一协调，导致航空应急救援在法律地位、作业标准、服务保障和监管机制等方面存在明显空白。

“此外，由于缺乏专门针对应急救援飞行的‘绿色通道’机制，重大灾害救援中，航空救援无法像消防、医疗急救那样实现快速、优先调度，影响了整体效能。”刘大响表示。

打造“空中盾牌”

“全面建成‘全域覆盖、响应迅捷、技术引领、社会协同’的现代化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实现100%国土覆盖，全域响应时间30分钟以内，构建起直面各种灾害和突发事件的韧性社会。”面向未来航空应急救援的发展，闫鹏提出目标。

闫鹏进一步介绍，“十五五”（2026-2030年）期间要实现全国50%人口密集区及重点灾害带的航空救援覆盖，城市群核心区域达到30分钟响应，重点灾害带实现1小时响应，形成标准化指挥体系和装备保障网络；“十六五”（2031-2035年）期间，全国70%国土面积、80%人口纳入航空救援网络，高原、海域等复杂环境救援能力基本形成，城市地区实现20分钟响应，乡村及偏远地区1小时响应，形成关键海域、高原救援能力；“十七五”（2036-2040年）期间初步建成“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现代化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全球灾害救援的重要力量。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呈现出职能拓展固化、体系重构完善、资源优化配置、探索创新建设等阶段性特征。”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原局长郭治武建议强化需求论证，研究制定“十五五”专项建设规划，优化资源配置、拓展应用场景；聚力攻关破题，发展指挥侦察、消防救援、空中通信保障、航空医疗等现代化航空应急救援装备；完善组织体系、全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建设调度信息平台，确保系统性安全；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航空基础设施，制定《国家航空应急救援条例》和相应的国家标准，建设航空产业园区；深化国际交流，开展装备技术、救援标准、经验成果、协作机制等方面的合作。

在中关村大成智慧联盟（钱学森学派研究中心）理事长白雲帆看来，要建设“空天地海一体化”的现代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离不开多种技术的深度融合和系统集成，包括自然地理基础与灾害调查、灾害应对策略、天/空遥感测绘观测、航空/低空机队体系、应急救援交通运输管理等方面。

“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正经历从单平台作业向系统化协同，从有人主导向无人智能化，从孤立运行向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深刻变革。”白雲帆指出，这不仅体现了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也反映了国家对应急管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需求。

针对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副局长董志毅强调，充分发挥民航部门在新时代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使命，“系统构筑起统一权威的指挥体系、专常兼备的力量体系、先进智能的装备体系、覆盖广泛的基础体系的四大核心体系。”

“‘十五五’期间应重点加强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董志毅认为，包括基础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低空资源应急动员与协同机制创新研究、智能航空装备与韧性基础设施网络规划研究、AI赋能的一体化指挥与智能决策系统研究等关键领域。

“国家航空应急救援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是技术和装备的升级，更是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刘大响总结道，需要各界共同努力，为人民生命安全、国家公共安全打造坚不可摧的“空中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