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是一位“老”保护工作者了。过去四十多年，他长期从事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目睹过长江江豚数量锐减，也见证了数量止跌回升。

长江江豚数量的变化，是我国生态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曾经历过低谷、走过弯路，但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探索出了保护与发展兼顾的方法，并取得初步成效。

在中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征程中，有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1973年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

9月22日至25日，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大会约10年举办一届，是“人与生物圈计划”领域中地域覆盖面最广、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国际会议。

“大会能够落地中国，充分彰显了中国影响力的提升。”王丁表示，“表明中国在‘人与生物圈计划’领域取得的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了更高期待。”

王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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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与者”到“引领者”

“‘人与生物圈计划’是一个科学计划，强调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并找到解决方案。”王丁介绍。

基于这个使命定位，1971年，“人与生物圈计划”正式发起。两年后，中国参与第二次国际协调理事会，并正式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

到1978年，为进一步推动“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实施，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获批成立，秘书处设立在中国科学院。自此，“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正式进入实施阶段，国际上相关的理念和实践经验也逐渐传入中国。

而后很长时间里，中国作为“参与者”，学习借鉴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相关的理念，并结合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区实践进行本土化调整。如1993年，中国人与生物圈第八次会议决定建立“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CBRN），并制定了相关行动计划，标志着“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进入融合发展阶段。

同时，在国家政策支持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国际交流合作、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等多个维度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协助中国34个自然保护地成功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创办大众科普期刊《人与生物圈》、开发以智能化野生动物监测系统为核心的生物多样性综合监测平台……

这些成绩不仅直接推动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维护和发展，也让全球看到了我国对于生态系统保护的决心和实力。近年来，随着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在践行“人与生物圈计划”方面逐渐开始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本次举办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的申请，更是被一致通过。“与会人员在表态时主要说了这几点，中国有办大事的能力和经验，王丁秘书长的报告讲得也非常清楚，展现了对这次大会的重视。”王丁回忆道。

从“濒危动物”到“香饽饽”

不可否认，自然保护区工作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末，我国重点发展经济，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普遍薄弱，自然保护区事业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王丁回忆道，“甚至由于缺乏经费支持、研究手段有限、难以收集有效数据发表学术论文等原因，研究濒危动物保护的人，一度成为了‘濒危动物’。”

幸运的是，一批有情怀的科研人员和保护区工作者坚持了下来。他们常年驻扎在荒郊野外，靠脚步丈量保护区的每一寸土地、凭肉眼识别珍稀物种、用纸笔勾勒保护区图景……这些工作，不仅为我国生态学学科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奠定了基石，也发展了技术和保护了人才火种。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立足于当时国内约280个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结果，开展自然保护区可持续管理政策研究。面对“我国整体生态环境仍在恶化”这一结论，忧心忡忡的科学家们决定站出来。

2002年，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前主席阳含熙院士、时任主席许智宏院士、前副主席李文华院士，与其他19位两院院士联名，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将保护区经费投入纳入国家预算计划，保障保护区建设与运行的基本费用”的建议，并在媒体呼吁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经费投入。

这次发声，推动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的改革，促进了资金投入机制的优化和政策体系的完善，也给了我国从事自然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科技工作者更多信心。

再往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生态保护从“冷门研究”变为“国家所需”。与之相对应的，是更完善的学科体系、日益丰富的研究手段、更为合理的科研评价体系。

“现在，从事生物保护工作的人成了‘香饽饽’。”王丁笑道，“比如，已经涌现出了多个专注于鲸豚类研究和保护的队伍。这些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负责人或骨干成员，都是我的学生，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

王丁同时指出，相比于当前生态系统保护工作所需的人才，我国相关领域年轻科研人员的数量仍需扩充，专业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CBRN青年创新小组的成员以保护区内部工作人员为主，科研人员的参与度仍较少。”王丁表示，“同时，我们目前仍缺乏能够参与国家交流、引领国际合作的年轻科研人员。”

针对这些现状，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积极采取措施：为更好激励自然保护区当地一线工作人员，自2016年起设立CBRN“青年科学奖”和“绿色卫士奖”；于2022年发起“青年人才支持计划”，为相关开放性课题提供小额资助；谋划青年人才队伍的体制化建设，在2020年正式成立CBRN青年创新小组……

“我们也在学习国际上先进的经验和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王丁补充道。

从“科学家”到“全民”参与

“‘人与生物圈计划’强调充分发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保护、支撑和发展等方面的功能，且应将保护区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该理念同我国国情十分契合。”王丁解释，“‘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自然保护区工作的第一要义；‘支撑’着眼于科学研究的支撑作用，以及科学普及的促进作用；‘发展’强调保护区不应该成为当地发展的掣肘，而是应该成为促进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桥梁。”

在“人与生物圈计划”相关文件和理念，以及我国国家政策的双重指导下，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理论创新、科技支撑、政策制定等方面开展了众多工作，如突破以往“封闭式”管理模式，科学建立“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功能分区体系，从而综合统筹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此外，中国科学院牵头搭建的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生物圈保护区管理信息系统、CBRN生物多样性综合监测平台等，不仅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科研人员的“双手”，更使得发动更多保护区当地工作人员参与监测和保护工作成为了可能。

更重要的是，自然保护区居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比如，依托天目山-清凉峰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当地发展民宿、康养、生态旅游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鼎湖山保护区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近年来基于保护区丰富且独特的自然资源以及高水平科研成果，探索出科学与环境教育深度融合的“鼎湖山模式”……

“我们去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评估的时候，有两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王丁说道。在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位大婶说“盐城是我国唯一没有山的城市，但保护区是我们社区发展最大的靠山”；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位茶农表示，因为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武夷山的茶是“一片茶叶一片金”。

“我们把优良的生态资源保护好了，就能有很好的生态产品反馈当地民众。民众幸福感提高后，又能够主动投入到保护工作，由此形成良性循环。”王丁笑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