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植物保育部高级生态学主任张金龙博士在查看最新版《广东省高等植物多样性编目和分布数据集》时，惊讶地发现有植物界“大熊猫”之称的仙湖苏铁（Cycas fairylakea）竟悄然“消失”了。

仙湖苏铁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野生植物、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极危等级物种、列入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濒危种。

为弄清仙湖苏铁“消失”的原因，张金龙查阅文献，竟“刨”出一段苏铁命名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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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苏铁。刘健供图

仙湖苏铁悄然“消失”

“我们需要经常查阅香港周边地区的《植物志》和植物名录。”张金龙告诉《中国科学报》。

张金龙团队近期在修订香港植物名录，因此要了解附近地区，特别是广东植物名录近些年的变化。2023年，由华南国家植物园宋柱秋等人编纂的《广东省高等植物多样性编目和分布数据集》的附录，实际上就是新版的广东植物名录，名录中增加了一些近年发现的新种和新的分布记录，对修订香港植物名录参考价值很大。

宋柱秋等人在论文中提到：“仙湖苏铁(Cycas fairylakea)与四川苏铁(C. szechuanensis)实为同种植物, 并且该种原产地仅在广东、四川的个体其实是引自广东，此种的中文名后来用了仙湖苏铁，但拉丁名因为优先权原则需要采用C. szechuanensis”。

虽然并未专门研究苏铁，但张金龙意识到，其实仙湖苏铁这个中文名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但这种苏铁是什么时候被谁引种到四川的？为什么会被命名为四川苏铁？能不能根据原产地继续用仙湖苏铁（Cycas fairylakea）？

苏铁是一类古老的种子植物，在地质历史中曾广泛分布于全世界，但现今主要局限于中低纬度地区。这其中，分布于中国的四川苏铁、仙湖苏铁、海南苏铁、葫芦苏铁、念珠苏铁和三亚苏铁等一群在形态特征上交叉连续，难以进行分类学划分的类群，被称为台湾苏铁复合体。

2021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龚洵团队用多种方法研究了台湾苏铁群几个种的关系，确认仙湖苏铁与四川苏铁实为同一种植物。相关研究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TAXON上发表后，很快得到学界认同。

植物命名“先到先得”

“国际植物命名法规是‘先到先得’。”龚洵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四川苏铁的名称发表于1975年，而仙湖苏铁的名称发表于1995年。现在证实两者为同种植物，因此仙湖苏铁只能以四川苏铁的异名出现。”

这里所说的名称实际上是学名，由拉丁文组成，例如Cycas szechuanensis，前面的Cycas是属名，表示苏铁属，后面的szechuanensis称为种加词，意思是“四川的”。目前，这个种的接受名是Cycas szechuanensis，其对应中文名是“四川苏铁”。

张金龙认为，虽然植物的中文名叫什么并没有相应的规定，中文仍然可以将这个种称为“仙湖苏铁”，但为了和学名对应，中文名称其为四川苏铁显然更为合适，“仙湖苏铁”这个名称可能逐渐只会用在特定的场合，并最终从普通人的视线中消失。

一般说来，一个接受的学名变成异名，是同一个种又被描述了一次，然后研究者将后来出现的名称被“归并”了。但仙湖苏铁的“问题”似乎并不是植物学家的“疏忽”造成同一种被描述了两次，导致它被描述两次的，其实是一些历史文化因素。

1975年，植物学家郑万钧、傅立国、诚静容等人对这种苏铁进行过研究，并根据其标本采集地——四川峨眉山和乐山，将其定名为四川苏铁（Cycas szechuanensis）。但峨眉山和乐山的标本均在寺院中栽培，没能找到野生种群。因此，当时植物学家推测该种的野生种群可能在四川西部，且因为长期采挖已经灭绝了。

1995年，深圳仙湖植物园研究员王定跃和彭晗在当年出版的《中国苏铁》一书中，根据在园内采集到的一种苏铁描述并命名了一个苏铁新种——仙湖苏铁(Cycas fairylakea)。1999年12月，深圳塘朗山发现1000余株野生仙湖苏铁，后又在深圳梅林水库、广东曲江等地发现规模较小的野生种群。

仙湖苏铁的野生种群一经发现，就引起了植物学、保护生物学、园艺学家的极大关注，IUCN红色名录将其濒危等级被评定为极危（CR）。深圳市还专门建立保护区，加强对仙湖苏铁的保护。

“从文献推测，可能是清代僧人带着仙湖苏铁的种子或者繁殖体，由广东南部到达四川峨眉山，并将它们种植在当地的寺院中。”张金龙说。“由于最初没有资料记载这些苏铁是从哪里引种的，所以学术界一直不知道四川苏铁原产地何处。”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广东南部的仙湖苏铁实际上与峨眉山上栽培的是同一种。

“四川苏铁的原产地其实是在广东，且广东仍然存在野生种群，四川从来没有发现过野生种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副研究员刘健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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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跃、彭晗2964号标本。据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

学名虽变化，研究和保护要继续

“随着技术进步和新文献资料的出现，人们对物种的认识不断深入，还会出现分类地位方面的变化。”张金龙说。

研究清楚一个物种，科学家需要看到最开始描述该种的资料（相关文献、文献所引证的标本等）。以前因为获取相关资料存在各种各样的障碍，研究者看到的资料往往有限，随着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人们能获得的研究资料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分子、群体遗传学、系统发育的基因组学等新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出现，会出现新的结论或澄清一些认识，比如以前物种间的分类单元之关系不清楚，现在搞清楚重新给它拟定名字等情况。

“这种学名的改变或归并对种物种保护会产生一定影响。”张金龙说，“有些物种会归并到其他种，而分布区大小、物种多度等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濒危等级产生相应的变化。立法时通常很难充分考虑到这种学名方面的改变，如果某物种的名称发生了变化，就可能会产生法律适用性方面的问题。”

张金龙建议，保护物种名录的制定和修订过程中，由于物种的名称、濒危等级等经常发生变化，为了让保护物种名录发挥自身功能，一定要及时联系植物分类学家和生态学家进行调整。

“此外，保护名录也要不断更新，不能让漏洞存在。”张金龙说，“虽然学名发生了变化，中文名也可能需要作相应调整，但这种苏铁的实际濒危情况并未改变，研究和保护工作还要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