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校教授的人生自省：别让“排队上车”成为你的目标

 

编者按：安山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的博士，发过几篇不错的论文，5年即顺利毕业。在他看来，读博士跟本科差不多，“你只要努力了，发论文就没有太难的”。此后，他曾有2段博士后经历，之后去了一所加拿大大学担任教职。直到今年，他回国到母校当上教授，那是国内的顶尖高校。

尽管外人看来安山的人生算是顺遂，但自博士毕业后，他一直在反思：按照绩点“排队上车往前走”不应该是人生目的，人生应该有更多可能性。由此，安山的人生也有了更多尝试。

接到学院领导布置的给新生作分享的任务，安山很快就有了思路。想到20年前坐在台下忐忑的自己，他当然知道那些新生最关心的是什么，“我知道他们心里都是虚的，希望可以帮助他们缓解一下”。

他翻出了自己当年的日记。大一刚入学的安山，最担心的事情是自己考试能不能及格，千万别被勒令退学。毕竟身边是200多个学霸，不是奥赛金牌得主就是省市状元，而自己物理竞赛连铜牌都没拿到。

安山告诉新生们：在这所学校，本科毕业后读博士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那不过是按照绩点“排队上车往前走”的惯性，“我们真的认真思考过自己是谁、自己的路在何方吗？”

读博前的安山，除了做物理学家，从来没有考虑过人生其他的可能。直到博士快毕业，这位拖延症晚期患者才被迫开始思考人生追求，他的经历正是无数物理学子的一面镜子。他说，千万不要让“排队上车”成为你的目的，因为总有一天，所有的车都将到站，“你总归要一个人看清方向，独自上路”。

这是一个做题家自省的故事。

开局即恐慌

作为大一新生，安山的不够自信是有来源的。

他的父母都是国企职工，从小学到高中他都是在安徽省的一个三线城市就读的，正是小镇做题家的样板。在高中，他并不是那个学习最拔尖的，毕竟自己的同桌是当年全市高考裸分第一，而自己从来没拿到过第一名。

之所以后来能入学国内顶尖高校，他自认为是运气好，最终在2004年因为安徽省物理竞赛获得保送。

像其他孩子一样，小时候的安山一直被父母要求好好学习，他也因此养成了读书学习的惯性。《十万个为什么》也是翻阅了多遍，追求科学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进入物理学院，是安山奋力争取的结果。他觉得报物理专业是理所应当的，结果在当年春节拿到的却是地球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很难接受，直奔学校招生办提出质疑。还好，招生办最终给他改了过来。

如果学了地球物理专业会怎么样？安山没法给出答案，只是觉得那个专业转行似乎不太容易。不过，他读博时曾遇到一个一起打羽毛球的地球物理学博士，后来去了石油公司，薪水高得惊人。

在物理学院，他完全不知道大家到底实力如何，这潭深水到底有多少蛟龙。身边同学差不多三分之一是竞赛保送而来，三分之二是高考尖子。作为做题家，他每天都在忐忑中。

上高数课的时候，他觉得每个人头顶上都贴着“学霸”的标签。每当上课有的地方没听懂，或者作业中有一道题不会做，他都会觉得自己是全班唯一一个没听懂、唯一一个不会做的。

他还会把这个忧虑放大。他推测，按照这个发展趋势，自己很可能会跟不上课堂进度，最后因为几门课不及格而被退学。他用了一个当时的流行语来形容那时的恐慌，“求此刻心理阴影面积”。

时间给了他答案。经过第一次期中考试，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说，其实熬过第一年就会不一样，“时间会让你逐渐发现，你和周围的同学，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他发现，相对于高考生，竞赛保送生占了很大便宜，因为一些课程已经在高中学过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作弊”。那些竞赛生只要能保持之前的学习劲头，就没什么考试压力，而一些高考生，尤其是边远地区的高考生，即便是省市状元也会显得吃力。

多年以后，他把当年入学时的恐慌看透了，“考试这个事情其实是最简单的，正是做题家最擅长的事情，你都不需要多聪明”。大学4年，他做了4年作业，然后就毕业了。回头看，也挺快乐。

本科毕业的时候，10个同学里有9个选择了深造读博士。安山也不例外，他一样“排队上车”。按照自己的课业表现，他顺利申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资格。

他没有想到，人生真正的挑战在5年后博士毕业之际才会到来。

四处出击

2013年，临近博士毕业的时候，安山才察觉没有书可读了。他定睛一看，没有人再按照成绩来“排队”了，有人去做了码农，有人去了投行，有人去了咨询公司。

他的一个师兄甚至在读到第四年的时候去华尔街挣钱了。不过，这个师兄一直惦记着这个学位，导师大发善心保留了答辩的机会。直到第十年，师兄终于抽出时间回来答辩。那个时候，安山还是一个纯粹的博士生。

他有些蒙了，原来不是只有从博士后到教职这一条路径，原来人生的可能性有这么多。他观察到，选择去做博士后的不到三分之一，那才是少数人的选择，毕竟选择博士后就意味着要走学术之路了。

他决定走出去试试，虽然社会上有太多的未知而让人畏惧。

第一个选择是跟随一个师姐的脚步，去了北京的一家咨询公司，前后待了不到3个月。作为乙方，他们工作的核心就是帮助甲方把利润提高，也就是压缩开支，增加收入。

他参与了两个业务。第一个客户是一家跨国食品公司。项目需要进行市场调研，设计这家食品公司在中国的铺货渠道。安山发现，这里的业务仅仅需要做一些加减乘除的事情，完全用不到他多年来学到的专业技能。第二个客户是一家国际快递公司。他们需要帮甲方制定一套门店经营手册，培训销售人员的业务能力，总结竞争对手的成功经验。

他发现了一个真相，自己的名校学历仅仅起到给公司打招牌的作用，而非为了解决业务技能需求。至于业务本身，一个高中生都能应付得来。

为什么去这家咨询公司？安山给出的答案很坦诚：“首先给的钱多，其次不需要做什么准备。”

不过，他很快就辞掉了这份工作。尽管在2013年的时候，这家咨询公司给安山提供了接近百万的年薪，但老板严厉的push（催逼）让安山很难适应，每天熬夜也让他深感疲累。他还是喜欢学校里的松弛，以及老师们和蔼可亲的面孔。

不过相较而言，他对这份工作还是相对满意的，毕竟工作本身有一定成就感，能知道自己在其中发挥了多少作用。而在硅谷做码农的同学则是纯粹的工具人，有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写的代码体现了什么价值。

第二个尝试更像一次伟大创业的前奏，可惜起步即夭折。他所在院系有一个同届博士、本科毕业于哈佛的美国人，更早的时候就在办公室宣扬自己的“伟大”创业设想：100年后的马路上一定不会再有燃油车，所以新能源一定是全球最火的领域，他要在这个领域大干一场。安山说，他的宣扬就像传教一样，多数人只是听听而已，只有自己有点当真了。

他们决定第一步是去夏威夷卖太阳能热水器。他们的商业思路很丰满：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群岛，所有的燃料都需要从美国大陆补给，油价几乎是美国大陆的2倍，同时当地太阳能资源非常丰富，那么作为能源消耗大头，热水器采用太阳能的话一定是有前途的。

那是一项“空手套白狼”的业务，两个人决定先进行“to B”的业务，也就是专门针对当地的酒店、学校和健身房等热水器需求大的机构。他们拜访了二三十家酒店、一家学校和一家健身房，递了名片后就帮对方计算投资回报率，并告诉对方2年即可回本。然而磨破了嘴皮，只换来了潜在客户的敷衍，最终一台热水器都没卖出去。

回头看，安山认为问题出在了他们的物理学思维上。学物理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就是只关注两头，容易忽略中间细节，怎么去实现才是更考验人的，“那比做教授难多了”。

之后他还考虑过两个事情。其一是参加一个名为“美丽中国”的西部支教项目，待遇很低，但他想的是一方面可以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另一方面可以找时间读书。只是对方要求至少要签2年的合同。安山对自己的坚持没有信心，还是放弃了。

另一个机会是专利相关的，时薪都有几百元，也不用做什么准备，但安山用了一分钟的时间就拒掉了，“还是挺枯燥的，我懒得天天做一个比较无聊的事情”。

灵魂之问

安山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干啥，在四处出击之后，他终于走上了博士后之路。

其实他的博士后offer在折腾那些事情之前就已经拿到了。大部分的折腾都是在写完博士论文到博士后入职期间进行的，只有“美丽中国”支教的事情发生在博士后入职之后，那次支教面试是在旧金山进行的。

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的博士后。那时他刚从咨询公司离职，他告诉博士后导师自己对将来发展的困惑。身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导师告诉他，自己已经50岁了，其实也不确定以后是不是继续从事这个行当。

相比国内多数博士生的延毕，安山已经是学术界的幸运儿了：在普林斯顿遇到了一个不错的导师，对课题虽不是每天做梦都梦到的那种，但也比较感兴趣，发了几篇不错的论文，5年即顺利毕业。不过在他看来，读博士跟本科差不多，“你只要努力了，发论文就没有太难的”。

他做了2次博士后，然后去了加拿大一所大学担任教职，直到今年，他回国到母校当上教授。

之所以能做到名校教授，安山觉得运气占很大的成分。

他研究的是太阳系外行星和形成机制。在这个领域最大的成功者当数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就是来自瑞士的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他们发现了一颗系外行星。

安山的评价是，那是一个巨大的赌局，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人类还不知道太阳系以外的地方存在行星，有些基金评审认为系外行星研究属于伪科学范畴，Michel Mayor和Didier Queloz竭尽全力做这件事是抱着巨大的勇气的。

安山的课题也有“赌”的成分，只是冒的风险没有瑞士那两位诺奖得主那么大。他打算用人工智能代替现在的模拟计算，但是目前的数据还远远不够。

对于天文学者而言，对所研究的领域一直感兴趣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天文学研究无需做实验，有台电脑就行，从读博到上班都不用打卡，那么对自我管理的要求就很高——如果对这个事情兴趣不够，就很难坚持下来。

事实上，安山的内心深处有另外一个念头一直在萌动，那是因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引发的。

那个同学保送去了复旦，读的是软件专业，他在毕业以后读了复旦历史系硕士，之后又去美国读了历史学博士，如今在美国的大学教授历史。在大约10年前，当得知安山在研究宇宙学，他就提出了一个让安山宛若当头棒喝的问题：“你觉得会发现那个最终真理吗？”

这个灵魂之问让安山惊觉：以前一直认为，努力就可以获得终极答案，但真相是残酷的，很可能永远不会获得终极答案，自己这一辈子大概只能做出一些小的发现。

当时有那么两分钟，安山觉得自己应该立马金盆洗手，离开这个行当。他或许理解了，当年的博士后导师为什么都年过半百了，还在想着人生的其他可能性。

初中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告诉他，以后可以去当作家，因为安山写了一篇读起来很合理的、字数颇多的小说，那是一个关于洪灾中一家人曲折命运的故事。同时他在看《动物世界》节目的时候，又对大型动物的社会结构很感兴趣。

这么多年来，他对未来人生的其他可能性一直都有隐隐约约的期待。他说，这或许是天文学家的通病，世俗中的烦恼不多，但会徒增人生意义层面的纠结。

（安山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