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殿堂，有一部‘镇馆之宝’。”

近日，南开大学图书馆获评全国高校“最美图书馆”。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镇馆之宝”——南宋版《丽泽论说集录》成为众多学子“在南开，爱上图书馆”的重要理由之一。

实际上，连同这一“镇馆之宝”，南开大学图书馆拥有各类古籍特藏文献近30万册。为了给这些古籍不断注入生命力，并让学生们和它们“零距离”接触，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有这么一群人每天都在默默努力着。

让古籍“随手而起”

2020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南开大学传习所”获批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成立。该所成为全国高校中第四个获批成立的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

南开大学传习所正式成立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派遣天津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万群作为授课导师。此后，传习所延续“师徒传承、口手相授”的形式，开展规范化的古籍修复人才培养。

“第一次看到我们工作场景的人肯定会觉得特别新鲜：一本书烂到这种地步，经过修复老师们的处理后，竟然还能重现于读者眼前！”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馆员郭侃不无自豪地说。

明人周嘉胄所撰的《装潢志》中有言：“前代书画，传历至今，未有不残脱者。苟欲改装，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传习所修复人员正是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的独家“良医”，让古籍“随手而起”是他们的工作目标。

古籍常见的“病症”包括虫蛀，霉变，纸张酸化、老化造成的书叶脆化和破损等。“如果遇到撕裂、破损的书叶，我们会选择相应材质、薄厚的纸张，将其重新固定起来；如果是糨糊开裂，就重新补糨糊。”郭侃介绍。

在诸多“病症”中，虫蛀是最让郭侃头痛的。“一册书如果被虫子咬过，这个虫眼就可能会从封皮贯穿到封底。很多古籍都是‘筒子叶’，一张纸对折成两张为一叶，如果一册书有50个筒子叶，就要补100次虫眼。”

每个小小的虫眼都需要郭侃低头伏案重复修补，这无疑是一项枯燥且劳累的工作。不过对他来说，每一部经手修复的古籍都是特别的记忆。“有时候接触到一些善本，能看出历代收藏者都曾精心维护，想到自己的工作也能让这些古籍以更好的版本流传于世，就非常有成就感。”

古籍修复技能远不止“补虫眼”这么简单。

在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修复人员的工作不仅有书本层面的修补，还有装帧层面的维修与替换，以及对古籍的日常保护。保护层面，修复人员需要从储存环境、运输等多方面对古籍进行妥善处理，并开展定期除尘等维护工作。在装潢方面，需掌握各种形式的书籍装帧知识、书画揭裱方法，以便为古籍重新制作函套、囊匣等装具，防止酸性较大的旧有黄草纸板对古籍造成伤害。

“古籍是有寿命的。”在郭侃看来，古籍保护和修复就是为古籍不断注入生命力。

“在我们馆里，有很多古籍是独家馆藏。如果得不到妥善的保存和修复，这些独家馆藏就可能永远缺失了。”郭侃介绍，许多较为完好的古籍，也是因为得到历代珍爱才能流传至今。“可以说，在文明的传承过程中，古籍修复这门技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体验一本线装书的诞生过程

在我国，高校图书馆拥有着仅次于公共图书馆的巨大古籍馆藏量，但许多高校图书馆长期定位于服务本校师生，向全社会开放程度有限。

郭侃介绍，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善本、普通古籍、民国书等，不仅向校内师生提供在馆阅览，也接待有阅览需求的其他高校人员乃至社会研究人员。“想要来馆的人员一般会提前打电话预约，我们都会做好准备。”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些读者不方便入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也会通过其他方式为其提供帮助。除了向社会开放，古籍部也不断深耕校园，努力实现古籍修复与育人的有机结合。

比如，每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古籍部都会依托南开大学图书馆平台举办面向全校同学的体验活动，让古籍与学生“零距离”接触。

活动中，古籍修复老师会手把手带领学生裁纸、打孔、上皮、系结、订线、贴书签，完整体验一本线装书的诞生过程。

“穿针引线是门技术活，原来古籍装帧中光是穿线就有这么多讲究，长知识了！”参与线装书制作体验活动的学生这样写道。

“我们日常接触到的大多是无机的文物，像这种纸质文物在课内是接触不到的。来了古籍部后，我发现参与古籍修复能够弥补我们课程中的一些空白，让自己更见多识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专业硕士生王紫玉担任古籍部学生助管已有3年。对她来说，触摸手中的古籍是视角“从内容延伸到载体”，也是学习“从理论走向实践”。

除了文史背景的学生，古籍体验活动也吸引了部分理工科学生加入。王紫玉告诉《中国科学报》：“理工科同学平时较少接触文史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来说，古籍体验活动是一个了解历史文化的契机。有的同学在活动中被古籍所吸引，会在课下主动探索古籍、历史和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

了解传统文化的窗口

“隔着屏幕做研究，总觉得冷冰冰的。摸一摸纸质书，调动身体融入到历史典籍中去，能更真切地感受古籍背后承载的文化魅力。”在王紫玉看来，具象化的古籍像一座桥梁，能在读者与抽象的文化精神之间建立起连接。

不仅是学生，对于全社会而言，古籍也是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在谈及古籍与大众日常生活的联系时，王紫玉想起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

“前段时间大热的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李白吟诵《将进酒》的片段堪称经典，很多人都被那段饮酒赋诗的激昂画面所打动。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版广为流传的《将进酒》很可能并不是原始版本，敦煌考古出土的‘敦煌遗书’中就有其他版本的记载。”她说。

1000多年前那个举杯狂饮的夜晚，诗仙李白究竟吟诵着怎样的诗句？随着更多古籍珍本的出土和研究，越来越多的文化资源将被更深入地挖掘出来。

在王紫玉看来，如今，古籍逐渐走下“高阁”，摆脱“老掉牙”的刻板印象，在传统文化传承与传播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随着近年来‘国学热’的升温，很多人开始对古籍感兴趣，因为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都和古籍分不开，比如我们从小背诵的《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等。”王紫玉举例说。

“即便从物质载体的层面看，修复古籍、制作装帧等动手活动也十分有趣。”王紫玉补充说，“近年来，《我在故宫修文物》等文化节目和各种考古类文创产品的火热，说明很多年轻人开始喜欢文物。文物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喜欢文物，也就打开了探索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

无论是尝试亲手修补，让古籍重焕新颜，还是仅仅进行简单的翻阅，读一读其中历久弥新的文字，对人们来说，与古籍的接触都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体验。

“这种文化体验重塑了许多人对古籍的观念，让大家从不同角度爱上古籍、爱上传统文化。”王紫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