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地理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就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胡序威、许强、崔功豪、周一星等多次表示，不能用西方国家常用的“城市化”水平来衡量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要使用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多，有约1.7万个乡村建制镇，“城镇化”的实际概念更具有时代意义。

在1995～2020年的时间中，包括笔者在内的我国地理学工作者宁越敏、顾朝林、方创琳等人提出了中国城市群、都市圈和城镇体系格局的理论，开启新一轮的城镇体系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促进我国城镇化的进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期阶段，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要真正实现中国式城镇化，笔者总结了五大关键问题，希望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做更多、更深入的探索与研究。

一是如何提高城镇化的质量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个过程中既会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又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城后，原有的市政设施负荷量越来越大，造成了城市化质量下降。因此，为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一方面政府要不断增加市政设施的投入，完善各部门的现代化设施；另一方面还要适当降缓城镇化发展速度，按照各省、市的实际情况，适当控制规模，同时也要适当减少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特别我国沿海的一些超大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以上，更要合理配置有效的市政设施，减缓资源的消耗速度。2007年，北京大学教授周一星在集体学习中提出，我国沿海城市每年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应控制在1%左右，而我国中西部地区也应控制在1.2%左右，这是比较科学合理的，有利于我国各大中小城市的质量不断提升，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二是适当控制我国超大城市的城市人口规模，使各个重要城市工作、生活合理运转。2022年底，我国一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有5个，分别是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同时我国还有8个特大城市，常住人口在500~1000万，包括天津、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沈阳、西安。这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改革开放后的城市规划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现阶段这些城市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交通与环境的不协调发展等，与国际上的先进城市相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对于这些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必须根据各城市的市情做适当的控制。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指出，要坚持集约发展，要求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这有利于我国城市现代化的合理发展。

三是城镇化过程中应协调好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发展速度快、农民工进城务工规模大等情况，必须协调好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以及相关的环境问题，比如农村中出现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空心化”、农村市场萧条等。有学者提出，今后可以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去，振兴农业，发展农业现代化。

四是农民工如何市民化，以完善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约有23.5%左右的农民工对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农民工进城务工并不可能使其很快成为城市的“市民”，他们的父母、子女大部分留守家园，他们在城里打工的工资也不高。因此，农民工不可能都在城市中安家落户，他们面临着“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的三难问题。其中有60%～70%的农民工会在进城打工一段时间后，选择回到家乡成家立业。因此，我国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还是城乡之间的流动人口、城市里的暂住人口。只有我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民工的文化和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差距逐步缩小，我国大多数农民工才可以过渡到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

五是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城镇化道路。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曾说过，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我国西部的沙漠干旱地区、高寒地区和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土面积有265万平方公里。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和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199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35%，200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46%，而今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5%，处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条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现代化道路。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