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微生物所”）里，有这样一群本科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理想和经历各不相同。有人从小梦想成为科学家，有人则误打误撞进了实验室……虽“初心”不同，但当世纪疫情来临，20岁出头的他们，都相继走上了同一条道路：集聚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福麾下，在科研前线与病毒作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病毒，唯有抢进度、抢时间、抢生命……他们用一次次实验、一篇篇论文，不断开拓人类对疾病的认知，以身为矛，向疾病宣战！

高福院士（左一）与国科大学子们讨论课题

“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想要的嘛，没啥问题，过！”

“你这个想法很好，这个图之后要这样做……”

“这个‘蜘蛛网’不行，文章没法写！”

……

走进中科院微生物所五层，不必推开门，便能听到高福院士和学生们讨论的声音。高福院士一如既往地西装笔挺，即使是只有三四个人的小会也激情洋溢。对此，学生们早已见怪不怪，高福院士的讨论会向来如此，干脆利落、只求实际。徐泽鹏记得，有次他和同学们参与讨论，就看见高福和另外几位研究员老师讨论问题，说着说着，直接就“吵起了架”。

如果让高福团队的学生们推选一个“中科院微生物所最值得纪念的地方”，那一定就是这里——“智慧火花”会议室。室如其名，无数智慧的火花在讨论、争论中迸发，变成一篇篇论文、一件件产品。这个会议室也承载着高福院士对学生们的期待。他把费曼名言贴在进门就能看见的地方：“任何伟大的科学成就，都源于思想自由。”

为了保护这份“思想自由”，他把会议室的天花板“掀了”，各种管道就在会议室的上方裸露着，用高福院士的话来说：“人的思想是不应该有天花板的。”

如今，高福卸下了不少职务，但他始终是科研团队的灵魂。很多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学子，或被他直率开朗的人格魅力打动，或被他屡屡深入抗疫前线的经历感动，来到他的团队中学习、做研究。唐凌锋迄今仍保留着高福院士送给他的书，上面题字“认知病毒，科学防控”。

这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许。根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宇宙已存在了百亿年，其中，地球存在了约46亿年，微生物存在了至少35亿年，而人类仅仅存在300万年（按古猿露西算）……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病毒，而人类对病毒的探索，始终是正在进行时。高福深知，科学之路，道阻且长。即使对新冠病毒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研究，科学家们迄今仍不知道新冠病毒到底起源何处。

如今，这群国科大的学生正值青年，他们大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自由地探索不同的科研方向，作出更多、更大的科学成就。病毒溯源、跨种研究、分子免疫、肿瘤免疫、疫苗研发、治疗性抗体、小分子药物……即使是本科生，也能参与到课题组的各项研究中来，不断探索、寻找自己的科研方向。

高福对自己的学生们充满期待。他看着自己与学生们的集体照，不失幽默地说，“这照片可要好好保存，这里要出个牛顿、爱因斯坦，之后这照片就值钱了。”

高福

23岁，在做一件伟大的事

2023年2月，北京。

国科大奥运村校区里，往来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尽管冬季的余寒仍在，但细枝末节处的盈盈生机若隐若现。

在中科院微生物所三楼，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年轻面孔在楼道里匆匆穿行，紧锣密鼓地看数据、调设备、做实验，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战胜病毒，把人类从病痛和死亡中“捞”回来。乍一看，或以为这是群青年医生。其实，他们是以病毒、疫苗、肿瘤为研究对象的科研人员。

这是高福院士的研究团队，平均年龄约32岁。如果细看，就会发现一些更为青春的面孔——9名国科大本科生。他们有的从大一就开始加入了研究团队，有的在大三就参与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攻关。经过了3年疫情，如今的他们平均年龄也才23岁。

如果你问他们，曾经的梦想是什么？他们会给你千奇百怪的答案：电竞选手、医生、老师、参军、找个厂子上班……但无论“初心”如何，如今的他们在不同的科研领域，做着前人未竟的事业。

徐泽鹏：我也是参与过抗疫攻关的人了！

作为校园名人，2017级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2021级博士研究生徐泽鹏在刚入学时，就狠狠“火”了一把。

2017年7月，他和哥哥以“山东学霸双胞胎”的组合在国科大官微“出道”。到学校后，时不时还有不认识的同学认出他来。当年一身衬衫的青涩男孩，如今已是参与了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发表多篇论文的青年科研人员。

从2022年5月开始，他加入到高福团队做抗体研究，对市面上已有的76种抗体的免疫效果，以及曾经流行过的变异病毒，比如XBB、BQ.1.1等毒株，做综合评估，从分子层面去回答，为什么不同抗体对不同病毒变异株的作用不同。在大部分抗体已然失效的情况下，他与团队成员们继续研究少数几个还能对付病毒的抗体，希望能够理解新冠病毒为什么能够“免疫逃逸”，进而助力研发新疫苗。

徐泽鹏之所以对传染病研究产生兴趣，与他自身经历有关。2003年的SARS、2012年的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他清晰地记得，在他初中毕业时，周围铺天盖地都是对埃博拉病毒的宣传，以至于在这之后，他心中始终有根弦——病毒是需要警惕的。因此，刚进入大学的他就在心中确定要做病毒相关的研究工作。后来听说，高福院士曾去过非洲领导抗击埃博拉病毒，他在“偶像光环”的感召下，果断选择加入到高福团队中来。

2020年9月，新冠肺炎疫情刚过完第一个波峰，刚进入实验室的他“赶了个末班车”，没能赶上新冠疫情暴发之初的研究课题。直到2021年年底，他第一次参与疫情攻关。当时，他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学习分析数据，并根据既有思路参与撰写论文草稿。尽管并没有很深入到具体研究中，但那种紧锣密鼓的节奏：一个人手上做的实验，变成另一个人电脑里分析的数据，大家再一起讨论，提炼出数据的科学价值，再传下去变成图片、论文草稿，接着经过多位老师的数十次修改，直至完成一篇发在顶刊上的学术论文……所有人几乎是三班倒地连轴转，中间不带丝毫停顿，只为以最快时间回应社会的需要。这种感觉，让他心动不已。

一天晚上，他在连续3个小时电话会之后，马不停蹄地写论文，凌晨两三点便把手头写好的草稿发了出去。他疲惫地往床上一躺，大脑却高度兴奋，心想：“我也是参与过疫情攻关，站在过科研前线的人了！”

尽管在同龄人眼中，他已经是“大佬”一样的存在，但他自觉压力很大，失眠是科研生活的常态。“明天怎么办？”“今天实验结果不好，是今晚做还是明天再做？”“如果明天的实验做不出来怎么办？”种种焦虑始终缠绕着他。

徐泽鹏清晰地记得，2022年7月，高福院士给他发微信，邀请他参与新冠抗体的紧急攻关任务。由于出现了病毒突变株，需要尽快评估现有抗体是否发生了免疫逃逸，团队要在两周内做完实验、拿到数据，尽量在一个月内能把文章投出去，为药物研发提供参考。而他与另外几位同学的任务，就是提纯二三十个蛋白。这个任务不仅时间紧、工作量大，“相当于一周的工作量压到了两天”。而且，一旦中途某个环节失败，就可能耽误三四天的进度，参与合作的其他同学在没有样品的情况下，也无法推进工作。为了不拖全组人后腿，乃至拖新冠药物研发进度，当晚他就通宵达旦地干起来。

除了参与课题组的大科研项目，他自己也在做一些其他项目。比如他曾接手过一个全新的课题，由于同实验组的研究员、师兄师姐们都没做过，他只能去请教其他组的老师，耽误了几个月时间，最后也没有达成预期。但回过头来看，他觉得，辛苦归辛苦，有收获总是快乐的。

2022年6月，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文章，通过动物细胞的受体与冠状病毒结合的分子机制，发现新冠病毒在基因突变后，会在相关动物间传播，进而有回传给人类的风险。当他在5月得知文章被接收时，立刻把相关的邮件截图发给父母，虽然家人并不完全理解截图内容，他自己却很高兴。

他自称是个重视反馈的人，新冠病毒的研究让他更有实在感。“也算是为国家作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张赫：做实验一天走两万步

常人想象中的做实验，是科研人员在一堆设备的包围下，拿着培养皿、试管，坐在实验室里等待实验结果，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但在中科院微生物所，特别是高福团队，忙才是常态。一般的实验，就在三楼的实验室完成；养细胞怕污染，就要去专门的细胞间；出数据需要荧光拍照时，就要去另一栋楼去用相应机器设备……有时，同一个时间，一个人可能在同时推进两三项实验流程：这边的机器要掐着时间去取数据、那边的培养皿要到点看细胞生长情况等。由于一天到晚都在楼层、楼栋间跑着，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科研人员们，即使不外出运动，每天光是做实验，步数都能上万。

2019级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张赫可以说是受新冠影响最大的一批学生。刚进入大学，只过了半年，还没好好体验大学生活，就遭遇了封控。2022年2月，他来到实验室过上了“暴走”的科研生活，从他的手机小程序“每日步数”中看到，这是一个整天待在实验室里，还能走出两万步的“狠人”。

只有搞明白病毒是如何感染人体的，才能针对其机制，做出药物、疫苗等后续研发。

但不同病毒进入不同细胞的方式都是不同的。其中，新冠病毒是通过表面的刺突蛋白与人体的靶细胞表面上的受体结合，介导细胞膜与病毒包膜融合，病毒的RNA基因组释放到细胞内部，进而感染人体。

此前，学界已在SARS-CoV病毒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因此在疫情初期，科研人员们很快找到了新冠病毒的受体ACE2。而随着新冠病毒不断变异，科研人员们需要评估新的病毒变体的感染人体能力和病毒刺突蛋白的介导感染能力，并且找到与其感染相关的突变位点。为此，科研人员需要千方百计地“拿到”刺突蛋白，再用各种手段检测其与ACE2的相互作用。

说来简单，但实验的每一步都不容易。2022年10月，在连续两周重复了5次的实验后，张赫发现自己的“VSV假病毒侵染”实验始终无法得到稳定结果。

一般而言，实验起码需要重复3次，得到同样的结果，才能排除偶然性。但他的实验，不仅重复性差，有的实验结果甚至互相矛盾。直到当晚10点多，他赶乘地铁回到玉泉路校区的宿舍，想到自己不断重复又不断失败的实验，他心想：“人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后来，他通过观测刺突蛋白介导膜融合的现象，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幸运的是，张赫有一群好“队友”。在实验出状况时，师兄师姐们就在细胞间围上来安慰他，陪他分析原因，“每次实验出问题，李德栋师兄就会出现，徐泽鹏师兄会指点我做细胞实验，唐凌锋师兄会教我如何分离PBMC……”他觉得，自己单调的大学生活，正是因为有了“队友”才充满色彩。

在生活中，张赫是个电竞迷。在他发的为数不多的朋友圈里，几乎都是和英雄联盟职业联赛（LPL）相关的内容。正如对待实验一样，对待比赛中的失败，他也很坦然。作为参赛队伍RNG电子竞技俱乐部的忠实粉丝，他在支持的队伍战败时，会愤怒地抱怨“年纪轻轻看什么RNG！”，但他始终在等待自己支持的战队夺冠，“等还是要等的。”

2022年，他重复了很多实验，也遭遇了很多失败，但他始终乐观。2022年10月底，他在朋友圈发了电竞选手许秀（DK.showmaker）在2021年赛事上的采访截图，那是在电竞圈的一段“名言”：“失败总是贯穿人生始终，这就是人生。”

张泽众：同学用上了我做的抗原检测试剂盒

2022年年末，封控解除，校园内外陆续出现不少“阳”了的学生。在此情形下，国科大给学生们发放了两万条新冠抗原检测试剂。这是来自中科院微生物所自主研发的检测试剂，用高福院士的话来说，“让学校师生用上科学院自己的产品，是一堂最好的从实验室走向产品的实践课。”

2019级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张泽众正是研发团队中的一员。

2022年7月，张泽众正式加入高福课题组，参与到抗原检测试剂盒的研发中，负责数据整理和所需样本验证。尽管很早就参与到重大科研项目中来，但张泽众看起来像位“非主流”的科研人员。他长得高，顶着一头染黄的离子烫，性格开朗，朋友多多，兴趣广泛，是个十足的“阳光开朗大男孩”。同时，他的科研兴趣也相当广泛。和一心做病毒研究的徐泽鹏不同，张泽众最初并未打算从事病毒研究，他先后从两位导师处学习心理学、结构生物学等相关知识。用掉了国科大规定的两次选导师的机会后，他还是想转变研究方向、换导师，他觉得，“本科生嘛，就应该充分利用好学校提供的资源，想学什么就去学什么。”深受疫情影响的他，决定直接给高福院士发邮件，没想到被“秒回”，高福院士让他“来聊聊”，随后他就加入了高福团队。

进来后，在不同课题组间“游走”的张泽众一下子感受到了高福团队的“特别”，就是“特别地忙”。他对比了同班同学们在其他课题组里做研究的情况，“真正像我们这么忙的并不多。”

作为本科生，用他的话来说，更多的时候是在向师兄师姐们学习。做研究需要有十分扎实的理论与实验基础。即使是在国科大本科课程中学习到的理论，在应对真正的科研难题时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尽管如此，紧急的科研任务不会留给他太多的成长时间，初来乍到的他，在经历了对基本操作与理论的了解与熟悉之后，就被“按”在实验台前筛选抗体了，时不时还能接到老师的电话。在和师兄们聊天的一会儿工夫，他就收到了老师的催问：“实验做到哪里了？”

忙的另一面，就是能够以较快的速度成长，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在高福课题组期间，他主要跟随课题组仝舟老师学习基于噬菌体展示的抗体筛选技术。噬菌体是侵染细菌的病毒，仅由外壳蛋白和内部遗传物质构成。科研人员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变其外壳蛋白编码基因，就能直接将需要的目的蛋白展示在噬菌体的表面，再通过提取病人血液中的抗体信息，以构建噬菌体展示文库的方式，将不同的抗体组合呈现在噬菌体的表面，进而为针对特定抗原的抗体筛选提供基础。相比于以往，只有在病毒扩散后才能有康复患者提供相关抗体的“被动防御”模式，噬菌体展示技术在理论上，可以在没有患者的情况下，在实验室提前生产出针对病毒相应抗原的抗体，实现跨时空预防的“主动防御”模式。然而这项技术听起来似乎前景广阔，在实际应用上却存在诸多困难，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和时间，并且需要及时解决在重复筛选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免影响后续的实验。因此，课题组也在摸索筛选的新方法，希望未来应用到其他病原的抗体筛选工作中。

在实验室学到的新操作、新理论，往往能快速得到“反馈”。张泽众把在实验室学到的噬菌体展示与Octet结合的微量筛选技术，应用到更复杂的双链RNA抗体筛选和猴痘抗体筛选中，还在生命科学学院举办的2022年“生命科学未来之星大学生创新研究奖”中获得一等奖。

对于他来说，实验室里的时光是快乐和压力并存的。尽管早上经常要开会汇报、接很多电话，不断与时间赛跑，但回顾整个2022年，他觉得没有一天是难过的。“在这里，每天都在收获，每天都在成长。可靠的团队、负责的老师、紧张的氛围，如果把现在的我和3个月前的我一起比较，会看到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作为高福团队中经常带师弟师妹的老师兄，刘科芳博士对本科生短期内突飞猛进的变化深有体会。事实上，不只是张泽众，国科大学子们来到高福团队，第一关几乎都是纯化蛋白、养细胞，把这些“基本功”搞明白了，基本就具备独立做个小项目的能力。他自豪地介绍：“（国科大本科生）在实验室待3个月左右，我就能够把一个独立的科研项目交给他们。”

唐凌锋：“利国利民，拯救人类，这很有意义！”

在中科院微生物所的玻璃展柜里，一边陈列着高福团队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一边摆放着团队参与研制的各类医疗产品，如抗新冠病毒全人源单克隆抗体、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流感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结核分枝杆菌效应T细胞检测试剂盒……一篇篇文章变成新冠特效药、疫苗、核酸检测试剂盒，用高福院士的话来说，做科研就是要“顶天立地”，既能上书架又能到货架。

这些成果既抗击了疫情，也影响了2017级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2021级博士研究生唐凌锋的科研方向。

高福院士认为，目前团队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未来还需要在肿瘤免疫、细胞治疗等方向上继续推进。受此影响，唐凌锋在参与了冠状病毒的双特异抗体、跨种传播等研究后，在2022年10月加入到肿瘤免疫领域的研究团队，从事TCR-T相关研究工作。“那天下午高老师直接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转去做肿瘤免疫方向的研究，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也愿意跳出舒适区，就欣然同意了。”他表示，世界上许多患者饱受癌症的折磨，自己的亲属也曾罹患癌症，而靶向药、创新药的出现带给了他们生的希望，“这是科技进步的力量，也是科学研究的意义。”

为对付癌症，科研人员提出过一种“过继细胞疗法”，即从患者体内分离出淋巴细胞，经过体外培养扩增或特定改造后，将增强功能的细胞回输回患者体内，使其能够识别并杀伤肿瘤。在人体内，KRAS基因突变与许多癌症高度相关。其中，超过90%的胰腺癌、超过50%的结直肠癌和超过30%的肺癌患者都存在该基因突变。因此，KRAS突变是一个很重要的肿瘤新生抗原靶点。

而唐凌锋的研究工作，就是给T细胞转入靶向KRAS突变的T细胞受体，即给T细胞安装“效应器”，使其成为识别和杀伤肿瘤的效应细胞。他介绍，长期浸润在肿瘤微环境中的淋巴细胞会受到多种抑制，回输经过体外扩增和改造的T细胞或能发挥更好的抗肿瘤作用。

在谈到自己的研究领域时，唐凌锋总是双眼发光，充满自信。很难想象，在几个月前刚进入肿瘤免疫团队的他，连原代细胞培养都未接触过。他还记得，第一次对着培养皿中珍贵的细胞时，他都不知道该用什么培养基、添加什么细胞因子。

养细胞虽然基础，却至关重要，前期的序列筛选和后续的功能验证都依赖这些细胞。对于团队和医院合作获取到的珍贵的临床样品，为了保证这些细胞的存活率，有时他等不及医院的通知，直接在手术室旁边守着，等一拿到组织样本，就直接在医院的实验室进行分离处理，再带回实验室培养。最晚的一次，他等手术结束直到下午五六点，后续实验一直进行到凌晨4点。

从本科到博士阶段，他换了不少研究方向。早在他大一时，正逢中美贸易摩擦，芯片成为“卡脖子”领域，他去微电子所学习“刻硅片”；此后，他又选择在高福团队参与冠状病毒特效药的研制和跨种传播的研究；当猴痘病毒在欧美地区流行时，他也一度参与攻关课题；现在，他正努力推动团队在肿瘤免疫领域的进展……他始终想做一些务实的事情，在高福团队里的科研工作能给他极大的满足感：“利国利民，拯救人类，这很有意义！”

刘皓：“每天学点新东西”

2018级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2022级博士研究生刘皓算是个“泛00后”，却有一种堪称“老练”的淡定。如今的他还在澳门大学做交换生，这可以说是这几年课题组一项不为人知的“传统”。

在他大二那年，新冠疫情暴发，很多同学转方向去做新冠病毒的研究，但他依旧选择了肿瘤方向。

这与他的经历有关。他从小就没想过当科学家，医生才是他心中的第一职业。特别是他的小学同学因肿瘤去世的经历，让他对生命有更深的感慨和执着。因此，在高考填报志愿那天，他把医学院当做第二志愿。第一志愿，当然是国科大。

通过选学业导师的契机，刘皓在大一就加入到高福团队，到了他大三时，即2020年下半年，疫情好转，新冠课题不再紧急，加之他有心扩展研究领域，便开始涉足癌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领域。

刘皓的项目是做TIGIT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筛选。TIGIT是近年来科学家们新发现的一种细胞表面蛋白，具有免疫抑制功能，即会降低细胞识别肿瘤的敏感性，而抑制剂的作用，就是让免疫细胞重新激活工作，消灭癌细胞。

相比于同期做新冠病毒研究，频繁发表重磅论文的同学，他的生活和心境相对更“平稳”些。一来，相比于新冠，肿瘤免疫研究的研究周期会更长；二来，待在实验室的两年，每天都早八晚九地做实验，早让他习惯了把喜怒哀乐都寄寓在实验结果上：实验结果出来了，就开心，结果没出来，就难过。有时，他会在细胞间里一坐就是一下午。

做实验，少不了生产实验材料，说白了，就是养细胞。养细胞的感觉，跟养宠物差不多，每天都得去看看，还总是惦记着：我的细胞有没有被污染？细胞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密度用来做实验？……即使是在池子里刷瓶子，或是在其他实验室里配胶，他也总是心心念念他那培养皿里养着的细胞们。

有段时间，实验台被污染，培养皿的细胞污染事件频频发生。相比于其他人的着急上火，他反而看得开，想着“新人嘛，细胞被污染也很正常，把污染源找出来就好”。这样一个自认“每天都差不多”的人，偶尔也有心潮澎湃的时刻。2022年春节前，他本想赶回家，奈何实验始终不出结果，在压力之下，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到凌晨四五点。有一次，他出门时发现，这熬夜，熬得天都快亮了。还没来得及生出过多的感慨，回头一看，还有人正在从实验室出来，也还有人正在实验室干活儿。那一刻，他忘记了压力，千言万语只化成一句：“肯定有人比我更努力。”

高福团队里“牛人”遍地，刘皓时不时就听说谁谁又出成果了，谁谁又发顶刊了。有时，他也会感到紧张。但他不着急，实验一步一步地做，文章一段一段地写，遇到不会的，就一点一点地学，一次一次地搞懂新问题，记录在实验本上，第二次就不会再出错。“争取每天都学点新东西。”

2014年，国科大首次开始招收本科生，开启了一系列教育尝试，包括：院士担任学业导师，结合课堂与实验室的培养方案，让本科生在不同研究所实习等。若干年过去，这种培养方案的效果究竟如何？其中，高福院士让本科生们参与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来，做出这种旁人看来堪称“大胆”的尝试，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学生们交的“答卷”，又是否回应了他的期待？

记者采访高福院士实录：

高福老师为什么敢让本科生参与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当中？

我经常给我的学生和工作人员讲，做科研要做“顶天立地”的研究。所谓“顶天”，就是瞄准世界前沿重大科学问题，做能进入教科书级别的科学研究，能上“书架”；所谓“立地”，就是把科研成果成功转化成实实在在惠及民生的产品，能上“货架”。而我们的研究领域是新发突发传染病与免疫应答机制，往往面临的是世界科技前沿的重大科学难题，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更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这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特点。让他们参加到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中来，对他们来讲，既能拓展宏观视野，又能锻炼实验操作技能，是一次非常好的锻炼。

在我们实验室，本科实习生也有独立的课题。比如徐泽鹏同学，在实习期间开展了“冠状病毒跨种识别马ACE2受体的分子机制研究”，这个课题是我们实验室“冠状病毒跨种传播风险评估和分子机制”系列课题中的一个“小”课题，但要完成这个课题需要掌握一系列基本的实验技术，如：表面等离子共振技术、细胞流式分析技术、结构生物学相关技术等。这个课题对他来说不是“世界性难题”，是“伸伸手”能摸得着的东西。但通过这个课题，他掌握了这些基本的实验操作技术，学会了数据分析和文章写作，文章发表在了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他尝到了科研的“甜头”，自然就产生了对科研的兴趣，也就有了对科研的自信。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实验室还有很多，李霖杰、唐凌锋等同学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国科大的本科生是中科院为国家培养的重要的后备力量，他们是从全国各地选拔上来的佼佼者，有很好的基础。从长远来看，我希望他们能做一些从“0”到“1”的原创性研究，解决“卡脖子”问题，以及“卡脖子”问题背后的“卡脑子”问题，敢于挑战世界难题，做领域内的“引领者”。

作为团队的灵魂人物，您希望自己的科研团队是什么样的？

我常讲的有一个“4C理念”。“4C”，即Competition（竞争意识）、Cooperation（合作意识）、Communication（沟通意识）和Coordination（协调意识）。社会要发展，科技要进步，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能动性，也就是要有竞争意识；然而，个体的争夺不休又会对科技进步产生阻碍，这就要求要有合作意识；当竞争和合作同时存在，就必然少不了沟通的帮忙；而如果双方的沟通不能调和，那第三方的协调就变得十分必要了。我希望自己的团队都能秉持“4C理念”。再有就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要有“科学求异”的精神，大部分的实验或者成果是存在偏差、错误的，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具备去伪存真的科研领悟力。作为科研工作者不光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更要解决“卡脑子”的问题，及时去除“脑雾”。

您有没有培养学生的“师门独家秘籍”？

所谓大禹治水，重在疏通引导，我认为培养学生也是这样。作为老师，我们能改变学生的东西很少，我们需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和优点，通俗地讲，我们要知道谁能干啥，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课题，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不要试图改变学生，而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引导。

不少国科大的学生都想选您作为导师，您更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当然更喜欢勤于思考的学生，另外，做科研，沟通也非常重要，重要的学术成果往往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碰撞出来的结果，所以我喜欢愿意与别人沟通的学生。我们这个“智慧火花”会议室就是我们经常来讨论科学的地方，这个房间没有天花板，我们做科研也一样，思想没有天花板，在这里我们讨论科研的时候经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在这里，没有所谓的“权威”，“科学事实”才是权威。

五四青年节，您想对科苑青年们说些什么？

费曼曾经说过，任何伟大的科学成就，都源于思想自由。我常常鼓励大家要“多读书、读好书、驱脑雾、不唯书、勤思考”，简单来说就是“多睡、多学、多想”，把觉睡好，把这“三多”把握好了，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做出创新性成果。

(作者系国科大记者团成员 摄影/刘孜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