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报道，定位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将瞄准国际科技前沿，以开展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研究作为发展方向，重点建设数学等具有代表性的基础学科，“数学与应用数学”成为该校本科生培养计划中首批设置的专业之一。

自2020年我国发出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声音后，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至今都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2021年12月，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典型的国家政策倡议和规划行动。

很多人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已经有那么多传统研究型大学了，为什么还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最本质的原因是我国传统研究型大学在培养“高精尖缺”人才、开展重大原始创新研究成果等方面，与国家和社会的期待还存在一定差距。传统研究型大学按照专业培养人才，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壁垒，将自己视为“象牙塔”，与市场和社会保持特定距离，“大组织病”导致治理效能低下。而且，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也存在很多“历史包袱”，面对全球科技革命和国家战略需求，很难作出及时回应和快速变革。

近几年来，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快速发展，在招生培养、科研成果、学术声誉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新型研究型大学从新建伊始就作好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在资源充裕的前提下，加上高水平团队的有效治理和运营，完全有条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建设效果。

然而，随着学校规模逐渐扩大，体制机制有可能没有最初那么灵活，人与人之间也容易逐渐形成自己的利益格局，决策效能和治理成本越来越难以控制，“大组织病”就逐渐显现出来。

同时，在现行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下，新型研究型大学需要在资源争取、学科建设、专业建设、量化考核等方面，与传统研究型大学一样要应对各种外部管理和挑战。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建者敏锐地指出，部分新型研究型大学或许与传统研究型大学走上同质化发展的道路。

不少传统研究型大学当然希望“老树开新花”。它们实施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PI（课题组长）制度改革、大部制改革、学部制改革、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长聘制改革、交叉学科建设、学术特区建设、产教融合改革、技术转移转化改革等一系列变革举措，力图逐步转型为新型研究型大学。

由此也可以看到，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产生了一定的“鲇鱼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激活大学治理变革、促进高校治理转型的作用。

这些传统研究型大学治理变革和转型的整体效果如何还需要持续观察，但我们确实已经看到其中不少大学通过一系列改革焕发出勃勃生机。同时，也有不少传统研究型大学的改革陷入形式主义的困境，甚至因为领导者变更等因素而不断“翻烧饼”。

从政策层面来看，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被寄予了双重政策期待：一是期待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能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二是期待通过这些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触动传统研究型大学以新型研究型大学为目标进行改进和更新，从而带动越来越多的传统研究型大学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是通过突破传统建设和发展模式，以及固有的发展限制和约束，构建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全新的科研组织模式，形成全新的治理体系等途径，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成效的。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后，大学组织的各种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都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如果能顺应这些变化带来的挑战，成功延续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各种制度优势，这些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将会继续取得成功。反之，这些大学很可能会被逐渐同质化为传统研究型大学，逐步失去创新活力，我们需要警惕这种风险。

只有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不断取得建设进展，同时激发大批传统研究型大学由点到面向新型研究型大学转型，才能让我国更多的研究型大学自发聚焦国家战略需要，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做到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在创新生态体系中发挥引擎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本文为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课题“新型研究型大学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