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高考出分了，但是志愿不会报。

都说填志愿是人生“第二次高考”，红霞一急之下，向志愿填报服务公司付费5900元，对方保证“100%被高校录取”。虽然这笔钱让她感到“肉疼”，但为了女儿的将来，她忍了。

交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后，红霞发现，志愿填报服务公司所谓的“100%被高校录取”，不过是再保守不过的方案，保证了录取，却忽略了就业方向和考生兴趣。

“若按志愿方案报考，女儿的考分或高出录取分不少，或将来从事不符合自身兴趣的职业。”

这还不如她自己两年来所做的“功课”——翻阅了两本学校发的高考志愿填报参考书，按照全省排名、上下浮动30名——得出的结论精准。

红霞意识到自己掉入一个“不赔钱的买卖”当中。一气之下，她将这份有着甲方、乙方签名、盖章的高考填报协议书扔进了垃圾桶。

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填报志愿也马不停蹄地进入冲锋阶段。

无数个家庭跟红霞一样，遇到了专业选择的困惑。网络上，也瞬时涌现出一批指导志愿填报的大V。何其难背后，暴露的是基础教育阶段职业规划教育的危机。

“12年学习、2天高考、2小时定志愿”是常态

“我们学校是有职业规划课的。”谈及职业规划教育，大部分人的印象和福建省某中学教师姜言类似。这门课程由心理或德育教师讲授，主要解决的是新高考“3+1+2”改革下如何选科的问题。

所幸的是，即便是姜言所在的农村中学，职业规划课也终于开设了。遗憾的是，课程效果极其有限，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不乏脱离实际、用主观意愿去规划行动的行为。

而在所谓职业规划课的掩盖下，“12年学习、2天高考、2小时定志愿”依然是全国大部分考生、家长的常态。出分后，考生、家长不是依据个性、兴趣理性填报志愿，而是四处打听哪所高校好、哪个专业热门，盲目填报志愿。2021年，中国青年网校园通讯社对10545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未达满意。

随着新高考改革的到来，人们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3+3”模式（第一个3是语文、数学、外语，第二个3是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任选三门）、“3+1+2”模式（3是语文、数学、外语，1是物理、历史任选一门，2是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任选两门）、综合素质评价纳入招生，使得职业规划前置。

游戏规则的更改，促使原来只在学业终止前做职业规划的人们回过头来关注，却发现过程中的职业规划“一片缺失”。

不能把中小学阶段的职业规划教育简单归于零，起码幼儿园时经常被问到“长大了，你想做什么”就是一种简单的职业规划教育。但显然，目前基础教育阶段开展的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深度仍不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职业规划培养学生四方面的能力——认知自我能力，帮助学生搞清个性和兴趣，不至于报考时陷入迷茫；识别能力，在经济、教育、就业等众多因素牵引中，不受谣言、不准确信息误导，进行独立思考；决策能力，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优劣势，选择最适合自身的发展，而不是被家长、教师决策、规划；执行能力，保证学生在脱离家长、教师管理后，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不至于沉迷游戏。“‘四个能力’也是一个人成为合格社会人的能力。”

就目前中学开展的职业规划课而言，有专家告诉《中国科学报》，最关键的是要为中小学生提供多样性的生活体验。“因为自我认知是建立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不能让教师在课堂上设立一个学生需要拥有的自我认知，而是要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建立认知、感受，据此进行职业选择。”

2018年，教育部发布《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将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列入必修课程，要求所有学习都必须学习、参加。职业体验被列入综合实践活动的主要方式及其关键要素之一。

志愿填报为何变成一门生意

从苹果园里摘取最大的苹果，条件是从苹果园的这头走到另一头，只许挑选一次。大多数人难以实现。同理，建立自我认知、兴趣挖掘，也不是一蹴而就。

“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在中小学开多少职业规划课，而是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要发生改变。”有专家这样告诉《中国科学报》。

美国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依次建立了职业启蒙—职业了解—职业探索—职业选择的体系。以小学、初中为例，小学阶段将两万多种不同的职业归纳为15个职业系统，让学生通过各种活动了解不同职业的特点，培养职业意识；初中阶段通过对农业、商业、通信、建筑等门类的一般职业训练和社会实践，引导学生按兴趣、爱好、特点尝试选择职业。

类似这样的做法，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然而，在中国，中小学要开展这样的教育却仍旧艰难。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意味着，要认识和发展自身个性和兴趣。而按分数选拔的评价体系，并不关心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围绕着升学科目进行，这就导致了学校不重视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家庭担心关注个性和兴趣发展会影响学业。”熊丙奇说。

评价标准单一，滋生了整齐划一的群体。

据介绍，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多元评价体系。例如，日本有四类考试保障学生进入大学，且很多国家的升学考试多为验证而非选拔。

在多元评价标准下，学生对数学感兴趣者，可以多学，对数学不感兴趣者，可学难度低的数学，其选择并不会影响升学。

而在单一的评价标准下，少有中小学校长敢冒着升学率、中考或高考成绩下降的风险，大力发展职业规划教育。

由于在教育上得不到解决，无怪乎会出现像红霞遭遇的、将志愿填报变成一门生意了。

开课要解决三大问题——师资、课程、价值理念

在一次调研中，姜言参观福州、厦门等地的示范中学。“厦门某中学，邀请厦大研究生为中学生上建筑、医学、航空、美学课；福州某中学邀请家长为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工作……”她兴奋地向《中国科学报》介绍道。

这些从国外基础教育搬来的经验，大概是中国土壤上最容易“落地生根”的舶来品。

姜言眼中理想的职业规划教育也是“体验式”。但农村中学的现状——不可能请到各行业的家长作分享，也不大可能请名校学生——又把她拉回了现实。

梦想还是要有的，在梦想照进现实的路上，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师资、课程、价值理念。

熊丙奇指出，开展职业规划教育，缺少专业的师资。很多中小学安排心理或德育教师授课，但心理教师通常关注学生的兴趣、性格、心理健康，显然不是职业规划；德育教师的讲授告诉学生该干什么，通常有说教意味，跟学生个性、兴趣发展相悖。“职业规划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认知，培养‘四个能力’，教师必须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结合规划、要求不断完善。”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还缺少课程体系建设。包括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知识介绍，课后与学生进行现场活动交流，校外的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最终提高职业规划能力。

在熊丙奇看来，这实际上与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连在一起。新高考改革要求中学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德智体美劳需要相应的空间，培养学生劳动意识，要有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要让学生了解职业。

“其中的问题是，有的中学并不愿意给学生空间，学校认为挤占学习时间，要求学生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家长反对，认为这是给学生增加学业负担；学校、家长考虑安全因素，更愿意学生待在教室。”熊丙奇说。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有专家建议强化生活体验。“生活体验不仅来自企业，也应来自农场、街区、山川、湖泊，这是学生做职业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固然会影响认知，但是不同地区客观上对职业的选择也会有所影响，人为设置主观因素反而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此外，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还遭遇价值理念的冲突。熊丙奇表示，很多中学把学生考取北大、清华作为重要的办学评价标准。“一旦进行职业规划教育后，学生有了主见，不想去北大、清华而想去另一所学校，学校就会认为进行了职业规划教育反而坏事。”

尽管障碍重重，熊丙奇表示，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聊胜于无，“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开展了职业规划教育，学生有了主见，家长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才能实现职业规划教育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部、从表面到深入，最终逐渐做到重视学生个性、兴趣”。

寻找兴趣并非一个激进的过程

从职业规划的角度看，大学与中学的割裂是显见的。无论是在招生咨询会、校园开放日，还是大学先修课上，很少有大学会告诉考生、家长，“你不适合我们学校”。

“大学引导学生职业规划，自身理念很重要。大学要关注中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就必须引导中学生根据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专业，为此大学首先要办出特色，有非常吻合的育人标准，而不是一味地抢高分生源。”熊丙奇说。

为什么大学在招生入口无力发挥职业规划的引导作用？

除了大学自身的“千校一面”问题，有专家指出，这与我国评价标准单一有莫大关系。如果评价标准多元，教师必然也会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学生不必担心考不上一所好大学，而是有了多对多的选择。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看来，寻找兴趣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过程。高中、大学二三年级、研究生、步入社会，每一次分流都带来一次兴趣的自审，找不到兴趣的个体只会在分流中越来越少。

“最关键的是，大学要开展高质量的通识教育，进行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一旦学生基础知识打牢以后，拥有一定知识迁移能力，在职业选择上也有更宽的范围。”洪成文说，这也契合了现代职业快速变化，一辈子做多种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的现状。因此，部分学生的职业规划后移至大学二三年级也无伤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