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研究生教育。作为国家与区域创新力的基石，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决定了国家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基本面，也是一国的教育影响力溢出到国际空间的关键要素。

我国自主创办研究生教育可以追溯至1917年北京大学文理法三科招收研究生，研究生教育持续稳定发展则始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初步建立起研究生教育体系。如果将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体系称为1.0模式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建设更成熟、更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体系2.0，则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时代要求。

空间匹配性：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动向

正如前文所说，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已经建立了初步成熟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在此大背景下，近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在供需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

一方面，研究生教育需求起了新变化。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进入普及化阶段，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优质生源。同时，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诉求强烈，对优秀师资需求持续走强。此外，受全球疫情压力与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波折的影响，部分留学生有回国就读意愿，稳妥衔接国际生源回流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考验。

另一方面，需求变化前导传递，研究生教育供需匹配性有了新动向。除生源匹配性不断调整、主体需求与社会需要匹配性持续改进外，研究生教育空间的供需匹配性有了新动向。研究生教育跨界、跨区治理兴起，办学空间外拓，培养空间下沉。

其一，部属与省部共建的高水平高校在中西部、普通地级市等更大范围内拓展异地办学空间，如兰州大学与福建省莆田市合办国际校区、哈尔滨工业大学与河南省郑州市共建郑州研究院。其二，一般地方高校的跨区域、多区域发展与跨行业产业部门发展趋势更为突出，如广东省2021年新建4所省内异地本科高校校区、实现21个地级市本科高校全覆盖。这是大学拓展异地办学空间的新阶段，也引发了国家层面的初步政策介入。

空间转向：研究生教育面临新情境

当前国际高等教育出现了逆全球化、复合全球化、分层全球化、在地全球化等现象，给我国研究生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发展压力。从教育空间转向与体系升级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

当前，研究生教育国际竞争秩序在全球化发展波动进程中正在被重建，国际竞争空间收缩，全球与国家两种教育话语体系的价值冲突风险增高。

在此背景下，我国地方教育的空间生态却相对单调，国内594所研究生培养高校（占高校总数21.7%）基本集中在直辖市、省会城市与一线城市，一般城市、基层空间研究生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区域差异度低、生态活力不足，在地空间结构单一、跨地空间互补性弱。

同时，多数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受到学位授权、招考等制度限制，遇到了一定的政策“天花板”。同时，高校研究生教育空间扩张较多通过同质化竞争、同型化生产来完成，教育空间秩序多样性不足。

空间更新与下沉：研究生教育体系的升级之路

当前，在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加快研究生教育体系2.0发展步伐正当其时。这既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的时代要求，也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要把握国内外空间的差异性，完善契合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制度框架。

全球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拓展国际发展空间遇到新挑战。应充分关注国际、国家、地方三种空间，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国家—地方话语体系之间对话的区别。理顺“中央—地方—高校”三方的治理关系，释放教育制度空间的内涵活力，形成国际竞争的软实力框架，重塑国际发展空间。

其次，须推动教育空间的更新与下沉，布局研究生教育通向农村之路。这将促进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城乡公平，为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在地智力支撑。同时，研究生教育空间下沉可以引导人才在更大空间内更多彩、更多元地就业，避免在大城市与学术行业过度聚集。

最后，应重置高校研究生教育自主发展的空间，促进教育空间生产转型中的秩序再建。鼓励高校制度创新，探索适度超前的发展模式。可设立高校综合改革试点，赋予其从布局规划到学位授权、招生培养等全链条完整的研究生教育权能。

总之，从历史进程、经验积累、现实需求与发展趋势等几个关键维度来看，加快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2.0升级发展步伐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说规模与质量是研究生教育体系1.0的两项基本目标诉求，那么质量与公平则是研究生教育体系2.0的一组关键价值追求，尤其是蕴含空间多元性与主体敏感度的差异化教育公平。

（作者系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2021年度一般课题“教育空间视角下研究生教育体系中美比较与建构研判”〈批准号：BIA21019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