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学喜

在以万物为连接主体的物联网时代，网络经济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变轨式”跨越发展的动力。为此，我国政府积极推动新兴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农村的应用，相继印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文件，对我国数字乡村发展进行战略部署和系统设计。

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提交了《关于重视解决数字农业关键问题的提案》。

霍学喜向《中国科学报》指出，数字农业建设中存在若干关键问题。

首先，农业类型与要素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与阶段的异质性，导致现有农业物联网建设标准不统一，特别是农业物联网及其末端传感网建设面临很大的差异性。同时，农业技术知识是实现农业智能化的核心要素，需要规范化的方法与技术把现有的农业技术知识和实践中形成的经验转化为可以输入农业物联网系统中的数据。

因此，“如何采用新兴信息与通信技术创建农业数字化标准体系并规范农业物联网的建设和农业技术知识的数字化过程，是促进我国数字农业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建立数字农业实践话语权的巨大机遇。”霍学喜说。

其次，农业物联网项目注重示范应用，尚未形成农业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参与机制。农业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加入成本最高而收益最低。当前我国建设的农业物联网项目，有利于物联网相关技术的示范推广。但如何形成农业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参与机制，促进网络尽快增值到一定程度，以促进涉农市场主体主动加入农业物联网，是数字农业基础建设阶段的关键问题。

再次，农业经营主体数字化素养异质性大，缺少促进小农数字化的技术服务体系。数字农业可实现多环节的重组融合，对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能力和素养要求更高，也会催生全新的数字农业经营主体。

霍学喜说：“目前的问题是农业相关经营主体对农业物联网的认知与意愿亟待提高。受物联网系统实施成本较高、相关技能培训机构的缺失、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影响，多数传统农业经营主体会对采纳物联网系统持消极或观望态度。”

此外，农业物联网蕴含巨大数字农业经济，但缺少成熟的数字农业商业模式。数字农业时代会产生各种农业创新商业模式，并充分实现农业物联网系统中大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但农业的基础性和物联网的无界性，决定数字农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包括基于农业单一产业的创新和基于产业融合的创新，即商业模式具有极高的渗透力和变革力，改变的不仅是农业产业而是整个农业商业生态。但如何创新和发展物联网情境的数字农业商业模式，是政府和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

最后，基层治理能力存在缺陷，数字农业农村治理能力太低。数字农业发展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全面、更精准、更及时的农业要素数据，为国家农业治理体系优化和治理能力升级带来机遇。但数字农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是系统工程，在数字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阶段我国基层数字化素养与技能比较低，难以为农业数字化进程提供有效的政策环境。

为解决上述问题，霍学喜建议加快数字农业发展。

他说，应加快农业数字化政府标准体系建设，政府标准必须以满足数字农业公共管理需要和有效矫正市场失灵为目标；必须是强制执行标准，即发布的国家标准、部门标准、地方标准，数字农业经营主体均必须遵从；必须是最低强制标准，确保数字农业经营主体能够遵从；必须与数字农业的企业标准、行业标准间形成动态演进机制。

聚焦重要农产品，形成农业物联网建设的市场参与体制。政府应选取重要农产品为对象构建特定农业全产业链的物联网系统；整合科技和企业资源，搭建国家级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及其共建共享机制，促进农业技术知识和模型算法的数字化；搭建有效保护农业物联网建设主体的数据收益权利，形成激励企业投资物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机制。

健全数字农业的经营主体培育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系统的农业物联网技术培训体系，满足数字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需求；要促进数字农业全新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如无人机飞防业务经营主体和农业技术知识模型库运营商等；建立数字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采用农业物联网系统的成本，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经营主体尤其是农户的参与意愿。

创新发展物联网情境的数字农业商业模式。设计促进数字农业经济发展的政策保障体系，为数字农业商业模式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以拥有巨大顾客群体的现有互联网平台企业为龙头，利用现有互联网累积的报酬递增效益，构建农业物联网电商平台，促进形成全新农业商业生态；开展物联网情境的数字农业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为数字农业商业模式提供创新动力。

提升计策数字农业农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建立基层干部数字化技术培训体制，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化素养；建立健全“大学生进农村”等人才振兴计划，为农业输入更多知农爱农的数字化人才；研发和推广数字农业决策支持系统，为农业治理现代化构建数字化和智能化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