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洪德元在藏南隆子县考察大花黄牡丹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2017年，为了找寻牡丹，81岁的洪德元不顾劝阻，爬上了喜马拉雅山，翻过海拔5150米的垭口考察植物，还在4000米的隆子县城过了一夜。这样“疯狂”的事，不止一次。

从20岁进入大学，一直到85岁，洪德元将所有时间都“种”在植物里，并在《中国植物志》《植物细胞分类学》《婆婆纳族的分类和进化》《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多部大型专著中开了“花”。

牡丹、芍药之“花”，格外艳丽。

不久前，由他编著的英文学术专著《世界牡丹、芍药（系列第三部）》（PEONIES of the World-Part III: Phylogeny and Evolution）终于“开花”出版，并与2010年和2011年出版的前两部组成“三朵金花”，构成了世界芍药属植物最全、也最有“根”有“据”的家谱。而整个编著工作，历经20多年。

《世界牡丹、芍药（系列第三部）》出版发行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错误太多了”

1941年，在安徽绩溪县一个小山村，5岁的洪德元已经可以熟练地放牛、上山挖笋、摘野果。稍大些，他就学着拔秧、插秧、耙地、犁田，不久又学着烧木炭，14岁就成了烧炭师父、少年农民。

从“放牛娃”到中国科学院院士，让命运改变的是“知识”。

7岁那年，洪德元“有幸”读上了村里的一个“四无”小学，这个学校无校长、无校名、无固定校址，也无固定老师。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带着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和对自然的热爱，刻苦勤奋的他，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1962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当年的两位研究生之一。

毕业后，他留在所里工作，参与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高等植物检索表》《中国植物志》等的编著，纠正了不少国外人留下的分类错误，解决了很多国际上悬而未决的难题。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这年，洪德元通过了严峻的英语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派往除美国和苏联外发达国家的访问学者，并肩负开拓分类学新领域的使命，前往瑞典隆德大学进修。

经历过特殊年代的洪德元，分外感激国家给予的责任和信任，“科学的春天真的来了！国家给了我们责任，我们就必须肩负好！”谈到此处，他声音哽咽但又坚定。

“多一天，我也不在国外待！”为了尽快将前沿知识带回祖国，他与时间赛跑，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完成了11项研究，多数在国外期刊发表。

与牡丹、芍药的结缘，还要提及他的妻子，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潘开玉。她主要负责《中国植物志》芍药属的编著，并时常与洪德元探讨它们的分类问题。

记者到访时，潘开玉正坐在办公室的一角，拿着放大镜，安静地伏案查阅。

“我们发现，当时很多牡丹、芍药的分类是错误的，存在大量‘张冠李戴’的现象，缺乏科学依据。”洪德元告诉《中国科学报》。

牡丹和芍药，并称“花中二绝”。这对进化意义上的“亲姐妹”，同属芍药科芍药属植物，是重要的药用植物。也正因其极高的药用、观赏等价值，它们一度遭到严重破坏，多样性保护成为世界难题。

洪德元认为，保护的前提是科学精准的物种数据，而性状分析是分类研究的关键。“过去的分类，没有引入遗传学和统计学，没有研究性状变异的规律和幅度，而且野外工作也不够，分类的主观性很浓。”

“我唯一的遗憾”

“眼见为实”。植物分类研究，需要大量野外实地考察。

自1995年以来，为找寻牡丹、芍药，从国内到国外，从西班牙到欧亚大陆，从日本到北美西部，都留下了洪德元的足迹。

而很多牡丹、芍药生长之地，往往环境险峻，但他从不畏惧。“只要有牡丹、芍药的地方，就有洪德元。”他笑着说。

2001年洪德元在瑞士与意大利交界处，Genoroso山考察芍药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2001年6月，正值地中海科西嘉岛的旱季，而此处的芍药多生长于灌木丛中。当羊群把植物的嫩芽吃光后，留下的全是让人发怵的硬刺。

为了找寻芍药，65岁的洪德元和学生必须钻过长满硬刺的“羊肠小道”，路越钻越窄，最后，他们只能跪着向前爬。

艰难爬行一个多小时后，他们终于到了山头，见到了渴望的芍药。正高兴时，洪德元感到腿有些疼，低头一看，牛仔裤已经扎了很多洞，渗出不少鲜血。

更“惨”的是，他们还要原路爬回。

“你说，我六十好几的人了，不待在办公室指导学生，来这个‘鬼地方’，受这个罪干啥？”他跟学生自嘲道，但在他看来，科研的快乐正是从苦中来。

由于从小爬山，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但这种自信和“执拗”，时常让家人和学生提心吊胆。

2014年，77岁的洪德元，为了考察植物，执意要爬非洲第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这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

为了证明自己能行，他去跑步机上跑了8分钟，虽然感觉良好，医生和同事还是劝他别去了。最后，“执拗”的洪德元还是“赢了”，从海拔1500米步行攀登到了4300米处。

这次经历，也成为几年后，洪德元再攀喜马拉雅山的“挡箭牌”。

“全世界的牡丹、芍药，我最清楚。一共34种，9种是牡丹，它们最‘爱国’，是中国特有，另外25种是芍药。”他说，“33种我都实地考察过，只有长在阿尔及利亚的1种芍药，我没亲自去。”

实际上，洪德元曾两次申请前往阿尔及利亚，出于安全考虑，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都委婉拒绝了。无奈之下，他只能拜托朋友从当地采摘活标本后再邮寄。

然而时值盛夏，在北京海关呆了一个星期的芍药活标本，最后都烂掉了。“这是我唯一的遗憾。”他感慨道。

“分类必须拿出科学依据”

洪德元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牡丹、芍药的照片。其中拍摄于云南的一张照片展示了颜色各异的牡丹，“这些牡丹，都是同一种牡丹的变异。”他告诉记者。

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牡丹，却是同一种？又凭什么说其他人分错了？“厘清物种划分，必须拿出科学依据。”洪德元说。

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提出物种进化论。随后，分子生物学的兴起让植物学研究再上一个台阶。洪德元认为，“单凭形态学证据的分类研究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与分子生物学方法结合得出的结论，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

为了追赶国际前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开始筹建植物分子系统学实验室，并带领青年学者承担国家重大项目，带动了我国居群遗传学、保护遗传学和生殖生态学等的发展。

2010年和2011年，洪德元编著的世界牡丹、芍药专著系列第一部和第二部先后出版，全面阐述了世界牡丹、芍药植物的分类学处理、地理分布式样、性状多态性及多样性。

这一时期，他还同时开展了桔梗科党参属植物等多项研究，由于精力有限，《世界牡丹、芍药（系列第三部）》的编著也不得已中断了一阵，直到2021年才得以问世。

该专著从进化的角度对芍药属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全面剖析了整个“家族”的发展，并标注了每个“成员”的“详细住址”，阐述了芍药属谱系发生关系、起源及进化。

大花黄牡丹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川赤芍 中科院植物所供图

“不忍心让学生翻译”

然而，如此重要的专著，目前却只有英文版。

实际上，也有人曾建议让学生帮忙翻译成中文，但洪德元说，“我不忍心让学生翻译，我得爱护学生。翻译工作对学生发文章、毕业、升职没有任何帮助，还耽误他们时间。”谈到这里，他感到有些沉重。

他告诉记者，由于科研评价体系等问题，真正做植物分类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年轻人。

“一方面，搞植物分类研究，必须进行野外考察，这是很艰苦的。另一方面，坦率讲，花几十年写的书，可能还不如发一篇影响因子高的文章强。”洪德元感到无奈。

更让他焦灼的是，“目前，大学的植物分类学教材中只讲认科、认属，没有分类学原理，甚至有人认为分类学不是科学，只是一门技术，学生们不懂什么是多态性和变异，也不知道物种的概念。”

洪德元认为，植物分类学的发展，要从改编教科书抓起，要改变现有的科研评价体系，增加经费支持，“这些才是长远发展的基础。”

随着部分专著的出版，目前，他正专注于主持《泛喜马拉雅植物志》的编著工作，这将是植物分类领域继《中国植物志》（英文版）后，横跨7个国家，由我国主导，英国、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参与的又一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对泛喜马拉雅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您这么大岁数，怎么还这么用功？”面对旁人的不解和心疼，洪德元说，“科学是为人类服务的，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兴趣。但身体好，是我作科研的资本。”

采访结束后，他娴熟地驾驶着那辆蓝灰色沃尔沃小车，载着妻子驶去。落下挥别的手，岁月在他的身上，仿佛静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