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高考已经结束，对于刚刚走出考场的学子们来说，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要确定报考的院校以及相关专业。鉴于近半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大背景下，国内各高校纷纷开设公共卫生学院以及相关专业，今年的高三考生中，未来会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公共卫生领域。

今年的高考考生多为2002年前后出生。当2003年非典暴发时，他们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而恰恰是非典过后，国内的公共卫生领域迎来了一波发展高峰。

17年足够一个婴儿成长为风华正茂的青年，但对于我国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建设工作来说，这17年的发展却难言满意，近两年甚至有萎缩的态势。而新冠病毒的来袭则为其又带来一波热潮。

然而，热潮总有退去的一天。届时，此刻即将迈入公卫领域的学子们，又将面对怎样的现实？

数量问题：人才缺口有多大

提到近半年来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所面临的机遇，一个直接的证据便是国内高校纷纷成立的公共卫生学院（以下简称公卫学院）。

根据媒体报道，自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已有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新余学院、上海健康医学院、湖南医药学院等一批高校发力公共卫生领域建设。其中，成立于7月7日的汕头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成为截至目前最“年轻”的公卫学院。

大量公卫学院的成立，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公共卫生相关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这也正是目前公卫领域最为乐见的一个现象，毕竟，我国公卫人员规模不足已是一个老问题。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孟庆跃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目前，我国约有100所高校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或预防医学系，约70所院校培养硕士研究生，约30所院校培养博士研究生，每年输送公共卫生人才约7000名。这一数量似乎不少，但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则相形见绌。

据统计，截至2018年，中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业人员约18.78万人，每万人口中仅有1.35名公共卫生从业人员，这一数量仅为美国的1/5。2014年，我国在颁布的《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中，要求疾控人员按1.75/万人进行配置，但目前相关从业人员数量远远达不到标准。

如此看来，国内公卫人员数量出现缺口已是不争的事实，高校大力培养相关人才也是题中之义。然而，以上数字并没有说清一个问题——国内公卫人员的缺口究竟有多大？事实上，在记者查阅的所有相关文件及报道中，均未看到这一数字。

“我国公卫人员的缺口肯定是有的，这点毋庸置疑。但具体缺多少，的确没有一个很系统的调研。”受访时，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医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程彦斌坦言，国家层面和教育主管部门需要对未来几年国内公卫人才的需求进行评估。针对目前体量和未来需求之间的差距，有关部门要出台指导性的意见，高校据此进行招生及教学安排，“招生时要和其师资、教学资源相匹配。”

然而截至目前，至少在公卫学院的建设以及学生培养数量方面，有关部门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划和指导。

早在多年以前，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就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直言，在西方，高校在专业设置、招生数量等方面的自由度非常大，政府并不干预。但针对医学生的培养规模和结构，政府会严格干预，大学不能自由招录。反观我国，很多方面都控制得很严、规划得很好，但恰恰在医学生的培养方面，虽然有规划，却规划得不到位。

“我国地大人多、社会结构层次复杂，而培养医学人才是一个庞大工程。”熊思东说，这决定了医学人才的培养是需要顶层设计与科学规划的。“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口径的医学人才？培养什么样结构的医学人才？换句话说，我们的医学人才数量和结构如何来平衡？具体如何设计、如何规划？这些都需要提前筹谋。”

结构问题：培养体系如何纠偏

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公卫人才培养规模不足的问题其实就已经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注意，扩大培养规模之声也已经出现。例如，今年2月，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就曾撰文，建议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而不是只由医学院校设置公共卫生相关专业。

这份曾引发公众普遍关注的建议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我国公卫人才素质普遍不高。

《2018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技术人员中，中专及以下的比例高达23.4%；技术型、管理型专业人才严重欠缺。以湖南省为例，该省《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3—2018）》显示，2017年，湖南省级疾控部门的卫生技术人员中，大专及以下学历占68.86％，研究生学历仅占3.16％，中级及以下职称占92.61％。

针对这一问题，近期已有多位专家学者发声。如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吴息凤便曾对媒体表示，要加强不同层次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既培养可在基层卫生机构开展日常工作的技术性人才，也应该培养层次较高的、有一定研究能力的技术型+研究型人才，如研究型、专业型硕士及博士生培养。在高端人才培养方面，可以参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建立相应的博士人才培养体系。

然而，培养不同层次公卫人才的职责，是否也需要一定的“分工”呢？在程彦斌看来，这一问题牵扯到目前我国公卫人才除数量不足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现状，那就是人员结构的失衡。

“目前，我国县一级疾控部门基本没几个专业的人才，但高校培养的大量人才却出于各种原因，很难‘下去’。在我国西北地区，甚至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正规的公卫专业大学毕业生。”程彦斌说，相比之下，在东部经济发达的省份，以及省市一级的研究部门，公卫人才缺乏的问题要相对好得多。

这说明我国公卫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结构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显然不是仅仅依靠高水平大学就能做到的。

程彦斌坦言，高水平大学在公卫人才培养中的确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扩大其招生规模也自有其道理。但是，这类高校扩招的总数不能过大，“因为它们培养的都是高端公卫人才，而这些学生是很难真正下到基层的，一味地扩充反而容易形成资源在局部的过剩。”

他表示，目前公卫人才培养的主要发力点还应放在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高校。“毕竟这些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才能够真正扎根地方，从基层提升我国公卫人才的整体素质。”

流失问题：拿什么留住人才

数据显示，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我国公卫人才培养曾出现过一个热潮。例如，2004年，我国疾控团队的人数曾达到创纪录的21万人，很多学校也建立了预防医学专业。然而自此之后，相关人员的规模便呈逐年下降之势。

根据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郝模的统计，2009~2017年，我国疾控中心卫生人员减少了3.0%，卫生技术人员减少了4.1%。近几年流失速度还在加快，仅2018年一年就有近3000人离开。在今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更是指出：“近三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的中青年骨干就有百人之多，有些地方疾控机构的人才流失可能更严重。”

直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到来，这种情况才得以缓解。

疫情期间，除了大量公卫学院成立之外，教育部副部长翁铁慧也于今年2月底表示，今年将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扩招的专业将向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人工智能等领域倾斜，以专业学位培养为主。

正如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曾繁典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所说，当下发展公卫教育十分必要，既是对前段时间公卫体系建设所出现的放松倾向的一种纠正，也是我们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所汲取的教训。

然而，当新冠肺炎疫情彻底结束后，我们还会重蹈非典之后的覆辙吗？

面对公卫人才的纷纷流失，目前公认的一个问题在于待遇。比如，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何纳受访时就直言：“人才流失是全国公共卫生领域的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待遇过低，很多省市疾控中心人员，待遇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

采访中记者得知，在我国中西部某些地区，一些有着10年工作经验的基层公卫人员，其每月收入也仅有四五千元。

没有足够的待遇保证，公卫人员的流失也就不可避免。然而，除了待遇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基层公卫人员。

“目前，基层公卫人员缺少足够的专业提升通道。”程彦斌表示，如果是临床医生，即使在县级医院工作，通常也会有足够的机会到省一级医院进修。“一般都要求用一年或半年来提高技术。”然而，公卫人员却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学习和进修机会。

究其原因，“疾控部门本身运行经费就很有限，加之人员待遇低，即使有关部门能够承担培训费用，培训地点的消费水平通常也要高于当地，在那里，公卫人员等于是一边‘赔钱’一边学习，积极性不可能高。”程彦斌说。

何纳也曾对媒体表示，应进一步完善基层公卫人员的培训、考核和评价机制。“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的前身上海医科大学，在原卫生部支持下成立了‘全国卫生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培养了大批卫生领域干部，他们都有良好的公共卫生素养。虽然我们现在有MPH（公共卫生硕士）的培养机制，但和过去相比，执业后的培训机制依然相对弱化，还需要加强。”

“在既不能保障经济收入、又缺少专业晋升通道的情况下，近年来公卫人员规模的缩水也就不难理解了，要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这两方面都需要改变。”受访时，有高校教师如是说。

评价问题：培训和论文哪个更重要

要加强对基层公卫人员的培训，除了提升个人主动性外，具有相关研究和教学优势的高校无疑肩负着重要责任。但至少在程彦斌看来，目前高校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多。

“2000年以前，一般的医学院中都有针对不同医学类别的培训机构，涉及公共卫生、工业卫生或食品卫生等领域。这些机构在提升公卫人员整体素质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高校相关工作开展得十分有限。”

究其原因，程彦斌觉得目前的政策导向出现了问题。

“受评价机制的影响，医学类高校过分重视项目、文章、成果，功利性比较强。因此，在人才培养和培训方面，高校所能投入的精力相对不足，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他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高校在公卫人员的培训工作中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比如2018年底，上海市推出公卫医师规范化培训试点工作，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高校机构便被纳入其中。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也在受访时表示，国家应进一步探索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衔接机制，同时加强医疗机构学科建设和相关人员的公共卫生知识培训，协同提升临床医师队伍的公共卫生专业技能和实战能力。

对此，何纳表示：“公共卫生学科面向人群，强调现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在人才评价上，除了考虑其发表的学术论文影响因子外，还应重视其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实际贡献。”

“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系）应承担起不断改革和发展公共卫生教育的责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使命，以服务健康中国战略为方向。与此同时，教育管理部门也需要提高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重要性的认识，把握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特点和规律，从政策支持、评价体系等方面，为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环境。”孟庆跃也如此表示。

融合问题：“统一平台”怎样设置

受访时，徐州医科大学教授顾兵提到，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后面涉及到各专业的问题，如病毒溯源、疫苗研发、发病机制、流行病学特征等，这些工作的推进都离不开一个好的平台。只有科研平台好，才能提升对疫情的整体把控能力。

对此，程彦斌深以为然。但他同时也表示，类似“统一平台”的设置，不应该仅限于科研领域。

“此前，在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要解决基础教学与临床教学割裂的问题。对于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则要在此基础上，加上预防医学，弥合基础、临床与预防医学三者之间的鸿沟。”他说。

以五年制临床医学教育为例，在前两年半，学生主要学习医学基础知识，在此期间，他们很少能接触到实际病例，也很难了解我国的医情；后两年半时间，学生又完全投入临床实践中，很少研讨医学基础知识。

“这样的学习模式下，临床与基础之间是割裂的。”程彦斌说，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医学教育领域都在普遍呼吁，在对学生进行基础知识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安排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在学习临床时，则强调回归基础，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回顾性学习和研讨，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公共卫生专业的主干学科是预防医学，相关学科是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因此，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也应该注重基础、临床和预防医学教育的融通，从而全方位提升学生的整体能力。”程彦斌说。

针对目前公卫专业学生知识能力方面的不足，孟庆跃表示，目前公共卫生人才知识结构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与临床医学、药学、护理学等学科相比，社会对公共卫生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就需要公共卫生课程体系中除保留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需增加实施性研究、评价科学、政策科学等方面的知识。

在实践中，目前已有一些高校进行了相关探索。如广州医科大学正在酝酿修订的2020年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就将改革临床医学生的预防医学教学模式，针对医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学习需求，开展统计学、流行病学、卫生应急等不同的课程，把公共卫生教育贯穿临床医学生本科培养的全过程，使未来的临床医生具备公共卫生意识。

“医学作为一个整体，不同专业间是难以彼此割裂的，而学生毕业后，所面临的专业问题也不是单纯某一个专业就能解决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倒逼着我们的医学教育必须作出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目前也面临着医学教育改革的契机，这是我们应该抓住的。”程彦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