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恺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6/30 15: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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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庆炳:学术之径与人师之道

 

童庆炳

童庆炳(右)与莫言在北师大主楼前合影

童庆炳先生离开他挚爱的教坛和一众弟子们已经整整五年了。每每念及恩师,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谆谆教导依然回荡耳边。

2011年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导师是童庆炳,有笔试和面试,还有文学批评写作。我记得在面试时童先生坐在中间,提问时不疾不徐。我回答完问题后童先生一边点头,一边对身边的其他老师说:“我觉得这个可以。”后来第一次面见童先生时,他说对我笔试时写的文学批评印象深刻。就这样,我幸运地成为了童先生的“入室弟子”。

四大战役 八大领域

童先生祖籍山西雁门,出生于福建省连城县一个贫困村庄。故乡的青山绿水、祖母的勤劳善良都融入他的血液和秉性之中,生发为学术上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和坚守文学理想与人文关怀的温雅气质。他在学术上主张“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外各派的理论倾向和截然不同的认识见解都保持通达开明的学术姿态,主张修建一座学术“立交桥”来沟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

他常告诉我,一般人都不是天才,都是“中等天赋”,因此做学问要努力,万万不可懈怠;决心只能下一回,一个总是下决心的人是没有出息的;要天天读书,读出味道,有心得、有感悟。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童先生勇挑重担,作为学科带头人与一批中青年学者先后完成了中西比较文论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文体学研究、高校教材编写等“四大战役”,使得北师大文艺学在学术上走在最前沿。

纵观童先生在文艺学领域的理论成果,包含至少如下“八大领域”:创作美学、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文艺心理学研究、文学文体学研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历史题材文学研究、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文化诗学研究等。每一个领域都不是浅尝辄止,而是持续深耕并取得了标志性的理论成果。

这与他长于独立思考、勇于大胆创新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一次与童先生见面时,他就告诫我“不要让自己的大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意思是读书既要全面,又不能读太多而不加思考,不能老骑在马上没有自己的东西。

审美之维 人文之烛

对于文学审美特征的坚持,贯穿童先生整个学术生涯,从未有过丝毫动摇。他用很大的力气论证了文学之所以能够称之为文学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本身具有审美的特性。审美不仅是文学的内在属性,而且与人的自由密切相关,是人所需要的一种生存形式,可以帮助人获得完美的人性,进而从“断片的人”走向“全面的人”。

博士刚入学不久,童先生便嘱我帮他编辑文学杂志《脉动》,组织脉动文学社的日常活动,还特意把博客开设在科学网,新写的散文、随感等都在这里首发。他告诉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希望人文之光也能映照到自然科学领域。他主张要在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审美升华三者的辨证关系中寻找“文学理想的灯火”,以人文关怀来烛照历史、正视现实,让今日的中国实现“文化诗学”化。

他用切身的文学创作践行着审美理想,不止一次眉飞色舞地跟我提起他的故乡:山路、祠堂、乌龟、青山绿树、浅滩深潭……连给儿子起的名字都是“小溪”。他说一个人对于故乡可以爱、可以恨,但无法摆脱,因为它能够给人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他自认为写得最好的散文都是以故乡、祖母等为主题的,比如《水是故乡甜》。

桃李竞芳 春风化雨

童先生是全国模范教师,在他带领下的北师大文艺学被誉为国内文艺学的“黄埔军校”。童先生视教师为最幸福的职业,把上课当作自己“人生的节日”。他在课上不摆架子,深入浅出,为了说明那些深奥艰涩的文学理论,更是从不吝惜拿出自己压箱底的故事加以解读,强调知识只有与切身体验结合在一起,才能变成自己的血肉。

童先生在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培养了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两支队伍,培养的博士生大都活跃于当今文学理论界、批评界和文化界。他还作为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导师,指导了一大批作家。莫言以“童年经验与文学创作”为论题的硕士论文《超越故乡》,就是在童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莫言的小说创作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以故乡“血地”为底色,建立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王国。童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全国500多所高校使用。我参加学术会议时,学者纷纷表示自己“讲了一轮又一轮”的教材就是这一部。

童先生对待学生既是“严师”又是“慈父”。很多弟子都曾因为学业和论文被导师“骂哭”,但他对于学生考试和论文的高要求、高标准从来没有打过丝毫折扣。早年的博士课程考试要求背诵并大段引述必读书目达“八句”“三段”,晚年博士学位论文开题要求“四万字”的读书笔记、“一百部”的文献和“八小时”的闭卷考试。当学生们反映太难时,童先生却认为是对博士生的“最低要求”。童先生更是一位“慈父”,当学生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时,他总能设身处地体谅学生的难处并予以热心帮助。他引用著名书法家启功的话“行文简浅显,做人诚平恒”教育我为文与为人相通的道理。

跟随童先生读书的三年间我受益匪浅,在我毕业之时他还亲自装裱好一幅字送给我,教导我做研究“致广大而尽精微”。即使毕业了,童先生也常把我叫到家中指导我的研究,甚至给我规划好了这一生的“科研蓝图”。童先生对于文学理想和人文情怀的不懈追求,平等待人、儒雅温和的人格风范,以及面对困难和挫折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都如春风化雨般浸入心田,带给我足以受用终生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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