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才妃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6/30 15: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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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开放:海南前哨的“想象空间”

 

“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首传唱度极高的老歌,激发了无数国人对海南的向往。

这里海景怡人、椰影婆娑,且长夏无冬,年平均气温22~27℃,是我国境内最受追捧的度假胜地之一。然而,正是由于长年注重旅游业、房地产业等,海南也被称为“文化荒漠”“教育洼地”。

不过,这一局面即将被打破。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设立国际学校。推动国内重点高校引进国外知名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举办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高教开放的大门,正以海南先行模式迅速打开。

中外合作办学的“前哨”

在海南的发展史上,有过3次难得的历史机遇。第一次是1988年4月,海南建省、建特区;第二次是2010年,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第三次是2018年,海南迎来自贸区自由港(以下简称自贸港)建设。前两次发展,海南在房地产业上倾注太多心力,换来的是成片烂尾楼与被破坏的海滩。

迎来第三次发展机遇,获建自贸港的原因,正是海南独特的地理位置。

从形状上看,海南是一个形似大鸭梨的岛屿,陆地总面积达3.54万平方公里,是我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它邻近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南亚,中国香港、新加坡两大国际金融中心,深圳、广州两大一线城市在侧,形成了“背靠大陆、面向东南亚”的态势。

由于海南是一个“独立单元”,未来采取的封关运作更便于实现。具体而言,实行的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封关后,国际与海南的海关将全面放开,而海南到内陆将设一道真正意义上的海关。“从长远来看,优质的资源引进海南,就等于引进中国,体现的是海南的国家价值。”北京某“双一流”高校教授陈鸿说。

虽然海南与上海、广东、天津等18个区域同设自贸区,但国家对海南的期待明显要高出一筹,这从海南自贸港被赋予的政策红利上可见一斑。

6月9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布了《海南自由贸易港试点开放第七航权实施方案》,在海南自贸港试点开放第七航权,系我国在航权方面的最高水平开放。这又是怎样一种开放?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举例,我国内地城市的开放程度一般为三,如深圳等城市可以达到五。比如,一家韩国航空公司,在深圳只能申请到韩国首尔往返深圳的航线,而在海南却可以申请到不经韩国中转、美国纽约往返英国伦敦的航线。交通上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人才的跨国往来。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境外高校跨国境、跨区域办学属教育服务贸易范畴。为什么内地较难吸引海外名校办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税收过高、办学成本过高,内地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达到45%。而海南的最大优惠之一,就在于对鼓励类企业按15%征收所得税,最高端紧缺人才按15%征收个人所得税。此举甚至比粤港澳大湾区对境外优质高等教育的吸引力还要大。

“在政策上,我国其他省份目前是很难获批海外高校独资办学的,但对海南开了这个口子。国外高校想要来中国办学,目前海南是政策上最优惠的地区。”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海南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院长王琳指出了方案中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最大亮点。

因此,此方案一经出台,海南便成为众望所归。有人认为,它将是2.0版本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并逐渐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自贸港。

无论未来发展如何,眼下它即将打造为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前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海南的中外合作办学也不是今天才有的。

早在10年前,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时,就已经开始部署中外合作办学了。王琳眼见着一拨拨人来到海南调研中外合作办学,但开展了几年后,仍没有突出进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如果洽谈双方的高校在海南都没有办学基础的话,一下子把一所高校落在海南,涉及师资、管理、校园建设、政府对接等诸多事宜,事实上很难。”

最后,海南将国际合作办学的任务交到海南大学,由该校作为中方代表,去寻找国际合作办学伙伴,最终在2017年诞生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联合国际旅游学院。该学院也成为海南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并不是说没有办学基础就无法实现中外合作办学,只是受诸多办学条件和因素的限制,筹备的过程和办学周期会被拉长。”王琳补充道。

一年后,海南成了自贸港,政策红利迅速加快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步伐。2018年当年,该省累计签约各类教育合作项目达91个,开工建设教育项目 412个,总投资近200亿元。

海南省规划了三亚崖州湾科教城、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海口江东桂林洋教育科技产业园区等三大园区,作为引进国内外知名高校在琼办学的相对集中区域。

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批落户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分别创办海南国际学院,携其外方合作高校——英国考文垂大学、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美国查塔姆大学等,聚焦以旅游业为引领的现代服务业。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聚焦江东新区总部基地及主导产业发展需求,落户海口江东桂林洋教育科技产业园区。

……

“后浪”的竞争确实给王琳带来了一定的“危机感”,但她认为,对于海南本土高校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发展机遇和推动作用。“在巨资的注入下,或许很快能搭建起一个商业项目,但教育与之并不相同,它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她说。

比如,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而言,最核心的便是国际化师资团队的建设。在引进高层次国际师资时,“拖家带口”比“单枪匹马”的教师更具稳定性。为他们做好“安居乐业”的生活服务,让他们尽快融入本地社区,是本土高校所具备的优势。于细微处见精神,才能保证国际教师安心工作。毕竟,中外合作办学在任何时候都是质量为王,而不是数量优先。

那么,她心中的这份笃定在政策红利的冲击下,还能够存在多久?

先做区域知识创新中心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科技发展的一种期许。

参照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逻辑,首先要成为世界科学次中心,而成为世界科学次中心之前,或许可以从成为区域知识创新中心找到突破口。

在周光礼看来,海南有潜力成为区域知识创新中心。区域知识创新中心最典型的特征是能够从事前沿知识生产,又能把知识生产通过有效的方式进行传播,进而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即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在一个地方实现。

如美国西部的旧金山湾区,以通信技术、信息技术为核心,支撑高校是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美国东北部的纽约湾区,以生命科学带动产业,支撑高校是麻省理工学院。据不完全统计,单是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校友、教师创办的企业产值,就已经占到了美国GDP的1/5。由此可见,区域知识创新中心对一国发展的巨大牵引作用。

如果海南要打造区域知识创新中心,周光礼认为,学习的样板应是邻近的区域知识创新中心——新加坡。

它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都是自贸港,人员进出自由,尤其是科教政策都面向全球开放,能够吸引高等教育各方面要素到此聚集。同时,它们都是宜居地区,气候宜人。而相比新加坡,海南的面积足够大,生活成本也更加低廉。

“新加坡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理工科大学可在短时间内打造为世界一流大学,而以人文社科为主打的大学,则需要漫长的历史积淀。”周光礼说,尤其是前者,对于海南自贸区中外合作办学而言,值得借鉴。

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主要有自然演化模式和人为设计模式两种。前者如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其成为一流大学遵循的是自然演化逻辑,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后者如英国华威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其形成一流大学是通过人为设计,短时间内通过组织和管理的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加坡的大学无疑是第二种。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从马来亚大学中分出来,起步时基础薄弱,但在较短时间内便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且办学水平远超当初的母体高校。

如今,全球一流人才除了流向美国之外,一些人也因高薪选择了新加坡。后者也在事实上成为东南亚高层次人才的汇集中心,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学生到此留学。

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申曙光认为,相较于雄安新区办雄安大学,人才流动会受到北京虹吸效应的影响,海南远离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一张白纸好画图”,只要国家政策到位,是能够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到此聚集的。

鉴于海南的高等教育基础薄弱,省内仅海南大学一所“双一流”高校,“海南的第一步,应该引进海外一流大学到此办分校,引进一流学科和有学科优势的专家、学者来此开设一流课程,从而形成集聚效应。”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萧国亮如是说。

“海南究竟该向谁学习,还得看它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在哪里。”申曙光把海南看作未来2.0版的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服务,而不单单为海南服务。

萧国亮认为,海南不应简单地模仿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而是应采纳各家之长,通过自身创新,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办学。“办学要培养通用人才,不能照搬他人的人才定位,应与国际接轨,体现更高的品位与要求。”

王琳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海南的发展必须将高校优势与当地实际条件相结合,找好办学定位和目标,在办学模式、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式发展,才会有可持续的生命力。“事实上,不止一所美国高校在新加坡办学以关门告终,其原因就在过于坚持‘自我特色’不变,与本地资源没有融合。”

吸引一流大学带动产业

反观国内三点一线地区,除了长江经济带,海南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这三个“点”的高等教育在历史上都比较薄弱。但近年来,广东在高等教育领域接连出台新举措,使得该省的高等教育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

以深圳为例,早在10年前,该市就开始进行规划,其高等教育由三个体系构成。

第一个体系是本土院校,如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以及全国高职排名第一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个体系是名校所办的分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在此设立的本科或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深圳开设的分校。

第三个体系是专业学院。根据深圳市的主导产业,选择每个产业的龙头企业与政府合作,再分别寻找一所国内外大学办学实力最强的学院,四方合作办专业学院,为产业服务。例如,北理莫斯科大学、湖南大学罗切斯特设计学院(深圳)。

此前,海南公布了“十三五”期间重点发展的12大产业,包括旅游产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互联网产业、医疗健康产业等。但萧国亮指出,海南最大的问题在于以前的产业结构单一,且成熟度远不如深圳。

他认为,海南如今的功能并不适合发展传统产业,而应在新兴产业上发力,建设高度知识密集型的零污染产业,如芯片、大数据、互联网、生命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

申曙光也认为,海南的产业建设,第一阶段应与自贸区的特点相符合,重点打造国际贸易产业、现代服务业;第二阶段引进先进技术,在智能化、自动化等方面展开。

在周光礼看来,海南的专业学院建设并不那么迫切,“更重要的是,学习深圳高等教育的第二个体系建设,吸引海内外一流大学到此办分校,形成气候之后,自然会带动本土大学、产业共同发展”。

周光礼提醒道,此次在境外高校独资办学上的突破,有利于保留其母体学校的办学传统,更易形成或保留自身的特色。但与此同时,在专业设置上应是我国所急需的STEM专业,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以及生命科学等学科专业。培养高水平科技创新人才,是我国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亟须补足的短板。

“如果一个人的青春年华在某个城市度过,就会对该地产生不一样的情愫,毕业后甚至不愿意离开。此时,佐以适度的产业政策,就很容易吸引他们留下创业,相关产业就能迅速发展起来。”周光礼说。

需要“带头冒险”的人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的专家们纷纷表示,海南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引进。对于教育、产业底子薄弱的海南而言,人才引进要靠政策红利,但给足了政策之后,海南就能如愿发展吗?

创新的两个关键词是自由、冒险。那么,海南是否做好了这两方面的准备?

陈鸿指出,虽名为自由贸易港,但真正“绑住手脚”的却可能是自己。长期偏安一隅,海南人骨子里可能缺乏改革所需要的闯劲。

“中央给予海南巨大的政策红利,但海南人是否有能力、有勇气把原则性政策转化为可操作性政策,是眼下最头疼的事情。”陈鸿说,“如果没有一批打破既定平衡的人,凡事只会在政策上找依据,上面说什么就做什么,上面没说的就不做,照此发展就会陷入死循环。”

尽管自贸港办学拥有一定“自由”,可以冲破一些政策条框,但仍有很多“自由”无力冲破。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有关部门的政策从单个来看都是正确的,但有时组合在一起就会出现逻辑上的不自洽。由此,也容易导致各种政策组合起来所产生的系统优势消失。

如某有关部门严格控制中外合作办学,如果海南希望从此处寻找改革的政策依据,大概率会“碰壁”。相反,按照中央“先行先试”的原则,大胆创新、不拘泥文件条框,兴许能够搏出一番天地。

“对于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国家需要一批‘带头冒险’的人,在境外高校独资办学上舍得给予优惠条件,并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才能促进这一办学模式诞生。这也是‘先行先试’精神的体现。”陈鸿说,“当然,‘先行先试’不等同于胡来,而是要于情于理,建立在能够自圆其说的基础上。中央也要做好‘兜底’的准备,基于自贸区的特殊性去‘宽容’,否则执行者连警告都害怕,还谈何探索?”

在陈鸿看来,海南的发展要体现海南的国家价值、海南的自身价值。“第一原则是以优质资源的引进为主,再加一句whatever(不管它是什么);第二原则才是考虑海南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利益。”

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海南的思想解放要更快一些,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申曙光说,“人文社科方面可以小心谨慎一些,但是科学技术方面要有更广阔的胸怀,应树立为我所用、不问出处的观念,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的人才,真正发挥出海南独特的区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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