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是少数，失败的是多数。”两年来，全国政协委员、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羊风极组织打安村贫困户“抱团”发展兰花产业终于有了不错的势头，可当说到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的经历，他连连称难。

从脱贫攻坚进入到乡村振兴，重在产业兴旺。但选择什么产业，怎样打通产业链条，如何升级产业技术，对于刚刚脱贫的农村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科技助农“链条化”

“在脱贫阶段，产业扶贫是非常初级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助理霍学喜所说的初级，指的是技术的应用、贫困群体所掌握的技能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都在比较低的水平。“到了乡村振兴阶段，对科技的需求完全不同，它要满足的是支撑产业兴旺的目标。”

产业兴旺，意味着必须延长产业链，一产“接二连三”。产业融合要覆盖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从农业产前的农资生产与技术开发，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化服务，再到产后的农产品贮藏、深加工、运输、销售的环节。同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指出，要挖掘农业的多维功能，从传统的农产品生产功能，拓宽到生态农业、生活休闲、文化旅游、教育培训等。

以苹果种植为例，与完整产业链条相匹配的技术包括了品种技术、栽培模式、病虫害防治、土壤养分管理、加工工程、冷链技术、安全危害识别控制、果园机械化作业技术、装备开发、苹果产业信息化等。为了应对市场波动，还需要基于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市场运行管控系统，以实现市场预测、市场预警。“实现难度非常大。”霍学喜说。

在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除了完成基础的种植生产，产后分拣分级、深加工薄弱，加工工艺、设备落后，副产物综合利用不充分，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要想实现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必须按照产业链、创新价值链集成配套。”霍学喜认为，科技助农只有把产业链和创新价值链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将产业做精做强。

技术推广“包干制”

2018年，打安镇采用“政府扶持、企业带动、合作社经营管理、贫困户入股分红”的模式，在打安村建设了60亩兰花种植产业示范基地，羊风极的目标是要把它打造成一个集花卉种植、休闲旅游、田园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开发综合体。

但他很快遇到了难题，企业的技术输出始终有所保留，而打安村又很难从本地的科研院所获得足够的持续的技术支持。

“这也反映了，国内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农业技术推广还远不能满足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考察了全球多个国家的农村和农业，霍学喜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还比较落后”。

霍学喜介绍说，美国将全国的农业区域规划了12个片区，一个片区一个政策包，各不相同。政策包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技术政策，或者说推广政策。

“美国的农业推广一直由本地区的大学来主导，农业大学、农学院的第一要务就是技术推广。机构一把手担任推广站站长，站内的关键成员都是学校的教授，实行科学研究、技术转化、农业推广、培训示范一体化策略。”

借鉴这一经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经在全国建立了28个试验、示范站。它有三大基本功能，首先由专家在试验站搞研究和开发，形成技术；接下来是试验与示范，建高标准的试验田，达到可复制、可拷贝的程度，供农民学习；最后是培训与推广，关键技术环节得让农民学得会、用得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建立的围绕技术创新与示范的“科技小院”也是同样的模式。他将科研、技术推广、培训农民与研究生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学生们常年生活在农村，跟农民捆在一起，打成一片，毕业以后解决农业问题的能力极强。

这种“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的科技助农模式，是服务乡村振兴产业兴旺不可或缺的。霍学喜认为，理想状态下，应该由各个地方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来“承包”当地的农业片区，提供精准服务。

职业人才靠教育

“扶贫主要靠外力，而乡村振兴必须依靠内生动力，那么人的因素就成为了关键。”魏后凯在采访中提到。

“农业农村部、科技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应该是配合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目标，培养不同类型的职业人才。”霍学喜说，除了专门致力于经营农业的，并且与职业务农能力是相匹配的新型职业农民，根据产业分工，还需要各种职业农村居民，比如从事加工、物流、旅游、餐饮、社会治理的等等。

“产业发展不能排斥农民，但他们一定不是普通的农民，不能是没有技能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农民。”在霍学喜看来，他们得有一些资本，要有一定技能，会使用新的技术，还可以融入各种组织，懂得社会沟通，这才是现代化的农民。

“在美国，培养、支持一个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的人成为一名合格的农场主需要10年。”霍学喜说，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不仅需要营造一种氛围，更需要依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