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

4月22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在上海逝世，享年76岁。他是中国比较文学译介学创始人，中国翻译研究与翻译学学科建设最重要的奠基者、倡导者之一，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获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的“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本文为2019年教师节前夕我们对谢天振先生所做的专访，因种种原因未能发出，现仅以此文表达对他的追思与缅怀。

穿过一片小花园，推开二楼旧式的黄色木门，除了堆满书桌的资料和书籍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书橱顶端的两三排空酒瓶，式样不同，但清一色都是百利甜。

书与酒，自古以来都与中国文人紧密相连，但意想不到的是，在这间办公室里，这些来自全球的百利甜都是调咖啡的辅料。甜酒入杯，丝丝缕缕地画出几道曲线，最后用小勺子搅上几下。“来，尝尝我这里的咖啡。”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说。

这位老人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介文人、一个文化人，喜欢看看自然的湖光山色，喝喝咖啡，和朋友谈古论今，听听音乐、逛逛画展”。

最普通的言语背后藏着的却是不平凡的人生——近四十年他都在与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研究打交道，至于他的翻译生涯，已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他就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谢天振。

恩师引路，埋俄苏文学情结

1995年，谢天振翻译的《普希金散文选》正式出版。在译者序里，他提到，由于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心中始终有一个“俄罗斯文学情结”。

然而，这个情结险些被“扼杀”在摇篮里。踏入上外俄语系的第一个月，就是发音训练。语音学教师杨锦华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个单词的发音，这让高中就学习俄语的谢天振感到“太浅、枯燥、没劲”，以至于想要退学重新高考。

但时任上外俄语系主任倪波带着俄苏文学的出现，彻底打消了他退学的念头。倪波偶然发现成绩并不出众的谢天振对文学很感兴趣，于是每周抽时间带他阅读屠格涅夫的原版作品。与俄文原版作品的这场邂逅，让谢天振深深爱上了俄罗斯文学。

后来读到普希金诗歌，其语言之瑰丽更让谢天振感到译作的苍白与俄语的魅力。“如果要我去一个远离人烟的地方生活，我想，给我一本普希金诗歌集，再有一张贝多芬唱片就可以了。”

经过一年的阅读熏陶，大三时谢天振的成绩已遥遥领先。图书馆里的原版俄罗斯文学名著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教科书。“想要学好一门语言，大量阅读是不二法门。读得多，词汇量就丰富，外语自然就学好了。”

30年后，谢天振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莫斯科大学，多位教授惊诧于他纯正的俄语发音。他半开玩笑地回答：“我差不多半个世纪没说过俄语了，否则的话，我会说得更好。”昔日杨锦华的单调训练为谢天振埋下的宝贵财富，终于得见天日。

机缘巧合，从比较文学到译介学

早在读研期间，谢天振偶然在期刊上看到一位美国教授的讲座报道。相比讲座内容，这位教授的身份介绍更激起了他的兴趣——“比较文学家”，一个此前从未听说的称号。令他意外的是，中国的文学工具书竟没有这个条目。最终，他通过外教才借到了一本国外论述比较文学的书，第一次迈入比较文学的世界。

1980年第三期《译林》，研究生谢天振发表文章《漫谈比较文学》。这是当时国内第三篇呼吁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文章。

研究生毕业留校时，谢天振追随导师廖鸿钧进入上外新成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比较文学正是该所主要的研究方向。

他接到的第一个大任务就是，创办一本公开发行的《中国比较文学》杂志。1984年创刊时，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发刊词中写道，“大海从鱼跃，长空任鸟飞，我们的活动范围是宽广的，我们的前景是美好的。”

有大师的鼓励，又可以与国内外一流学者直接交流，这一切都让他干劲十足。

三年后，谢天振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之后他受邀在次年赴港访学十个月。“那十个月大量的阅读使我接触到世界的比较文学，也对国际上的研究情况了然于胸。”

事实上，香港之行，为谢天振的学术道路埋下的伏笔还不止于此。

在参会过程中，谢天振与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结为忘年交，并由此与青年学者陈思和、王晓明结识。在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时，谢天振加入了他们的队列，发表文章《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提出，“在中国的文学史中应当有翻译文学的一席之地，否则翻译文学岂不是成为了原著国文学与翻译国文学两头不靠的弃儿？”

这一石破天惊的观点提出后，质疑纷至沓来。“难道外国文学经过翻译，就变成中国文学？”面对质疑，谢天振认为有必要写一本书，从根本上论证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本书就是后来的《译介学》。从此，他走上了译介学之路。

亦译亦介，为中国文学探“出”路

1991年10月25日，谢天振从上海出发前往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开启为期半年的高级访问学者之旅。

尽管联系了当地朋友接机，但因记错号码，谢天振滞留在零下15℃的严寒中。面对漫天的鹅毛大雪，最后无奈坐上机场接驳车的谢天振恐怕不会想到，这一次开头并不顺利的访学，却给他的学术研究道路带来一次大转折。

此行前往阿尔伯塔大学，谢天振提交的研究计划是考察加拿大的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历史及现状。他在阅读最新的国外论文时，凭借着学术敏感性发现了多元系统论，进而发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在谢天振看来，中国文学始终没有切实有效地走出去。“打个比方，今年生产了多少棉花，可以认为是一项成绩，但对出版部门来说，有多少作品被译成了外语，在我看来这并不能算是成绩。”尽管不少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多国语言出版，但没有目标语言国家读者来阅读，这样的对外传播无疑是失败的。

谢天振认为，想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翻译中了解译介的规律，这就要求译者熟知两国文化背景，让译作更贴近目标语言国家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习惯，进而产生阅读兴趣。这也解释了尽管翻译家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更忠实原文，但是在英语国家，传播效果却不如汉学家大卫·霍克斯译本的原因。

近四十年的人生都在与比较文学、翻译理论研究打交道，谢天振将自己与学术牢牢绑缚在一起，因为“学术就是我的生命”。

昔日的咖啡香不再，译术长存，斯人已远去。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