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晨阳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3/29 1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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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和方舱:一场疫情的两种颜色

 

 

(中日友好医院供图)

武汉。1月底。162名白衣战士,从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分批出发,驰援武汉一线。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赴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抢救重症患者;一路先后转战两家方舱医院,对确诊轻症患者进行诊疗。

从轻症自愈到重症濒危——由于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病情高度分化,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和抢救危重患者的ICU成了迥然相异的两个世界。武汉主战场硝烟渐息的当下,中日友好医院的这两支白衣战队,仍身处“光”与“影”的两极。

ICU:暗夜犹在,希望的光也在

“很忙。很累。很想回家。”“很多地方都清零了,大家敲锣打鼓地回家了。”但詹庆元清楚,“我们这里一定是最后清零的地方。”

他是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专家,也是此次抗疫前线工作医疗组的副组长。采访约在晚上10点以后。电话那头,他声音沙哑,带着倦意。2月1日至今,他的团队已经在与病毒激战最惨烈的地方,连续奋战了近两个月。

十多人在治,6个插管,2个依靠ECMO(人工肺)支持,陆续还有其他医院特别危重的患者被送到这里——时至今日,依然留在ICU的患者,都是重症中的重症;对医生来说,就是硬骨头里的硬骨头。

“换防?没人跟我们换防。”

“我们是一个整体,以中日友好医院为主的整建制的呼吸与危重症团队。”詹庆元说,“从医生到护士,再到呼吸治疗师,大家配合这么久了,有很好的默契,不是轻易能替换人的。”

每每说到“中日团队”,詹庆元疲惫的语气中总会流露出一丝自豪。3月7日,他发布了自己原创的第一条抖音视频:“为了给上ECMO的新冠肺炎患者外出做CT,中日医院的团队也是拼了!——就我所知,这应该是全球第一例ECMO支持下的肺CT检查”。

下一个视频:“一、二、三,走!”医护人员合力把周身连接各种管子的患者从一张病床挪到另一张病床上,“算上我需要11个人”。

接受采访这天,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场直播会诊。针对一名非常难治的危重病人,邀请到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多地专家一起在线讨论。患者今年60多岁,年龄不算大,平时身体也不错,但病起来就是很重。对新冠病毒这种“不讲道理”的表现,他们已经见得太多了。

团队已经发现,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由轻症转为重症,由重症转为危重症,的确存在一些化验指标和影像学上的变化。他们正在统计这些数据,不久会发布相关报告。

在理想抗病毒药物依旧缺乏的当下,由康复患者捐献的血浆成了救治危重症患者的重要资源。“一个月之前,如果我们能拿到一点这样的血浆,那可不得了。而现在,医院都在鼓励医生用这种血浆救治重症患者。”詹庆元说。

早期血浆资源的紧缺现象已经得到很大缓解。詹庆元琢磨着,“国家应该把康复期血浆作为一个战略资源储备起来。假如以后疫情有新的抬头,我们手握着1万份康复期血浆,就相当于1万份特效药。”

詹庆元是SARS老兵。17年后,再次来到疫情最险峻的地方,“不觉得恐惧,好像一切都很熟悉。”但方方面面的压力又比上一次更大:更强的传染性、更剧烈的免疫系统损伤、更多的病人涌入、更长的加班时间……

“人一辈子能遇上几次这样的疫情呢?就我个人而言,新冠肺炎的确是刷新了我的认知;但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跟那些重大的烈性传染病相比,它可能还没有那么特殊。”

对詹庆元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ECMO撤掉的那一刻,病人活下来了。

“这样的成功,我们有三次了,还在等待第四次,第五次…….”

方舱:天晴了,温暖藏在心里

3月6日,武汉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送走最后一批患者,正式休舱——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零死亡、出院患者零回头的目标。

“离开方舱的那天,很多队员都哭了。”中日友好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医疗队长任景怡说,“到后来,这里真的已经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

入驻方舱之初,医护人员们心里也充满种种疑虑。

2月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主任王辰在调研武汉后,提出了紧急建设方舱医院的建议。不到一个礼拜,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作为第三家落成的方舱医院,迎来了第一批217名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面对疫情,面对方舱医院这个新事物,因为太多的未知因素和不确定因素,还没开舱,我们就感觉到了无形的压力。”王燕森说,他是中日友好医院党院办副主任,也是中日友好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领队,“临行前,院领导给我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大家全部要安安全全的回家。”

穷家富路——“家里(中日友好医院)勒紧裤腰带,给我们带了一定的防护物资作为应急。”王燕森说。但第一天首批进舱时,却发现刚建成的方舱医院准备还是不足。没有长鞋套,医护人员只好扎上黄色塑料袋,或者多戴几层短鞋套。

能不能起到保护效果?

“当时谁也不知道。”

在王燕森的印象里,2月底是一个分水岭。那之后,武汉一线的防护物资和生活物资都逐渐丰富起来;2月底,各方面情况回到可控的范围内;3月起,一切明显向好,方舱医院开始陆续休舱。

春江水暖,早樱欲绽。身处战“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们,从物资丰度、入院人数、工作节奏和越来越多康复患者的脸上,感受到了武汉乃至国家整体抗疫进程的变迁。

穿着厚重防护服,教患者做呼吸操时流下的淋漓汗水;“战友”福建医疗队给大家分发的草药香囊;情人节那天一位老大爷写给所有医护人员的情书;医护人员和患者过生日时互相点播的祝福……不管是患者刚刚走入方舱医院时的紧张和抗拒,还是医护人员刚刚接管方舱医院时的担心和顾虑,都在这种生命与生命的特殊碰撞中化作情深义重。

在任景怡对方舱的记忆里,温暖是主色调。她带领的队员大多是“80后”“90后”。开会的时候,她最担心年轻队员们的防护问题,但说了没几句,这些年轻人就开始热烈讨论,为更高效地管理这么庞大数量的病人而出谋划策。

休舱后,任景怡和队友们在经历了短暂的修整后,又整建制奔赴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开展支援,接管重症患者。

“千里赴鄂共建舱,披挂提壶战沙场。牛刀小试瘟魔灭,光谷大捷美名扬。令牌急催援同济,重整盾衣又擦枪。横空济世显身手,载誉归来载安康!”这是同事孙薇为战友壮行而写下的诗。

我们一定要回到过去

中国在好起来,武汉在好起来。但病毒带给人们的压力从未远去。国外的疫情肆虐令人心惊;而国内,人们担心放过一丝丝死灰复燃的苗头。

几位医生都从新闻报道和其他同行那里听说了康复者“复阳”的案例。

“我们方舱医院对所有出院患者都做了随访,目前还没有出现复阳的病例。当然方舱医院的休舱时间还短,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任景怡说。

“我们经手的病人目前还没发现有复阳的。作为临床医生,我直观上感觉这仍然是小概率事件。”詹庆元说,“但为什么会出现复阳?我们做医生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到?这些问题都萦绕在我们心头。”

詹庆元每天去同济医院上班的路上,有两个检查点,前几天一并撤掉了。他为这点小小的变化而欣喜,“这是个好的迹象”。

中国在好起来,武汉在好起来。但疫情下人类的每一场胜利,付出的代价都太过惨痛。

“那么多医护人员感染了,甚至去世了。在死亡面前,赞美和歌颂真的都不算什么。”詹庆元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要我说,是不是‘英雄’无所谓,能回家就最好。”

“我就盼着,哪天武汉的小饭馆开张了,和同事朋友一起去吃点小菜,喝杯小酒。”詹庆元来过“无数次”武汉,他深知这座城市的美好,“可是你看,还没有一家开门呢。”

武汉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还能回到过去吗?

他立刻接住这个问题:“必须会回到过去,一定要回到过去!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即便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痛苦。”

3天后(3月27日),湖北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武汉主战场疫情传播基本阻断,武汉市整体由高风险区降为中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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