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金武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3/25 11: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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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推动数字治理实践

 

疫情数据实时更新、在线医疗问诊、远程诊疗服务支撑……全新的数字化手段,使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17年前的“非典”应战截然不同。数字治理,提升了抗击疫情的手段和能力,凸显了我国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飞跃。

对此,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合伙人刘磊鑫、宁波新经济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王彬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治理必将逐步取代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而新冠疫情防控给了数字治理极大的探索空间。

中国科学报:数字治理新模式是如何兴起的?有什么样的特点?

刘磊鑫:数字治理的兴起,既来源于数字经济重塑经济社会形态后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新需求,也来源于数字技术对显著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新驱力。所谓数字治理,即运用数字化思维、理念、战略、资源、工具和规则等新模式来治理信息社会空间,实现数据泛在融通共享、平台服务资源集聚开放、新技术应用场景持续创新。

通过数字治理,数字时代的信息碎片化、数据冗余失真、应用条块化、服务割裂化等问题得以解决,使得信息数据在政府、社会、市场及公众之间能够畅通、有序、可靠地发挥作用,从而提升政府的经济社会治理效率、优化服务供给、增加公众满意度。

王彬:目前,一些城市兴起的城市大脑建设,即是数字治理的典型体现。城市大脑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的城市数字化运行基础设施,通过将最先进的数据智能技术与具体城市场景相结合,以实现对城市运行的精准分析、整体研判、协同指挥和科学治理。

城市大脑能够积极帮助解决治理“城市病”,包括停车难、道路拥堵、噪音污染、垃圾增多等问题,已有实践探索已经表明城市大脑对于城市治理效率的提升价值。例如,杭州城市大脑建设起步早、力度大,在交通、警务、旅游、就医等方面均成效显著。

中国科学报: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数字治理有哪些具体形式?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王彬:在此次“人人隔离”的疫情防控中,数字治理充分发挥了数据公开共享、平台资源开放、新技术场景应用等优势,助力打响一场“无接触”、“不见面”、“零聚集”的新型抗疫攻坚战。

例如,“数字政务”构建起了全方位抗疫服务。非常时期,“数字政务”平台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统筹调度、科学施策、有序引导及精准服务。而且,越是在那些人流密度大、流动人口多、疫情复杂程度高的城市,“数字政务”越能大显身手。

“数据动态”高效支撑了防疫信息共享。政府各部门、社会各主体在应对此次疫情防控中,通过数字化手段与工具,实现数据的即时开放和二次应用,确保关键数据融通共享,为疫情防控提供全面精准的数据支撑。

刘磊鑫:在一些传统公共服务体系因防疫需要而被迫停摆时,各类互联网平台、移动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其自主化配置社会资源的优势,与政府部门联手共治,以线上平台服务保障了居民开启“无聚集”、“少接触”的新生活方式。可以说,“平台共治”便捷服务了无接触新生活。

此外,在新闻媒体、政府新闻发布会等官方定期发布的权威信息之外,微博、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形式以即时化、碎片化、通俗化的方式,成为民众获取疫情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缓解了民众恐慌,增强了抗疫信心。

中国科学报:您介绍的这些形式,是在此次疫情中凸显出来的,那么疫情后这些数字治理模式是否仍有效?数字治理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刘磊鑫:这场新冠疫情防控攻坚战,不仅向社会展现了数字治理的强大能量,也促进了数字治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

现代公共服务的供给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三类主体在数据融合互通、业务协同方面实现更加有效地互动、互补、互联。未来数字治理的参与主体将更多元,就像此次疫情防控的数字治理实践中,主角不再仅仅是政府,政府、科技企业、互联网平台、运营商、高校院所、社区系统等多类主体形成了合力,共同抗击疫情。

此次疫情防控的数字治理实践中,各主体各司其职,又互通协作,最终实现1+1>2的效果。因此,数字治理将更加强调采用协同共治的方式,形成线上线下、前端后端一体化协作的共治共理模式。

王彬:数字治理的公共服务也将更为精准。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一改过去公共资源传统粗放的服务模式,而是依托先进的数据统筹共享、平台资源集聚开放、新技术场景应用,使得为公众提供更精细化的服务成为可能。

此外,数字治理的监督评价也将更加开放,公众参与不足一直是导致传统管理模式单向、低效的原因之一,在数字治理模式下,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提供了一个渠道开放、指标多元的反馈评估和监管平台,也使得公众对各类服务的满意度评价能够更加便利化、开放化,从而有效推进公共治理质量提升。

中国科学报:为了适应数字治理时代的到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数字治理将对社会发展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刘磊鑫:可以预见,数字治理必将逐步取代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给了数字治理极大的探索空间。

数字治理顶层制度框架将不断完善优化。全国数字治理的“阵地大前移”,催动各地加速构建数字治理顶层制度框架,涵盖建设运营、数据管理、政务服务、监管考核等,研究制定包括服务标准化、数据共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标准规范体系,通过制度框架保障数字治理持续、健康、有序开展。

新技术场景也将持续赋能数字治理能力。数字治理能力的持续提升离不开对先进技术的融合应用。要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信息技术的迭代升级和场景应用。

王彬:多主体无边界治理云平台也将成为数字治理新平台。联合政府、互联网企业、第三方平台等多主体、统筹整合各类信息系统的统一数字平台——无边界治理云平台,将成为使内部管理与对外服务有机统一的新型数字治理平台。

这一平台通过创建由多主体组成的各种“工作组”,将打破政府机构之间、政府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界限,实现更广泛的协同共治和自主治理。

最终,智慧治理形态将成为数字治理演进的必然趋势。届时,数字治理的技术载体将从数字平台发展至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智慧生态。智慧生态将不再仅仅是治理手段和方式的数字化、智能化,而是整个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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