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意见》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各学段的基本要求。目前，文件全文尚未公布，但是如何区别“劳动”“生产劳动”概念，已成为新时代教育中需要关注的一个话题。

上世纪50年代，“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劳动教育政策的主要表述。这种表述将“劳动”概念仅仅狭窄地理解为“生产劳动”。政策形成的关键节点之一是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形式发表刘少奇同志3月22日在湖南长沙中学生座谈会上讲话的整理稿——《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号召广大青年投入生产劳动。

家务劳动不同于生产劳动，似乎并未明确地生产出什么来，也似乎不完全是“实现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保持能量以维持新陈代谢）的生命活动方式，即谋生（生存）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家务劳动也是一种重要的劳动教育形式？抗疫的实际情况其实促进了这种观念的转变。

在小学阶段，家务劳动、校园卫生维护以及具有模拟性质的手工制作、农业劳动，都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广州海珠区赤岗小学校长林秋玉提出，宅家小学生除了少量知识学习任务之外，需要特别重视参加家务劳动，将其作为在家学习的第一课程，这其实是小学“家政”课程的替代。

大家都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我国生产和整体经济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影响到很多产业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对餐饮、旅游、电影和实体书店等文化产业的影响更为致命。与抗疫相关，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之一其实在于家庭。儿童在家务劳动中必须学会正确的洗手方式、养成正确的洗手习惯。这一点是家务劳动的基础，同样也是公共卫生的基础。此外，家务劳动需要儿童动手、动脑，运用菜刀、抹布、吸尘器等劳动工具，同时面对蔬菜、桌子等劳动对象，具备了全部的劳动要素。

大学劳动教育也有多种形式，生产劳动仅仅是劳动教育的一种。抗疫期间，公益志愿服务成为劳动教育的一个亮点。这一亮点同样有助于促进“劳动”观念的转变，帮助我们领会“劳动”和“劳动教育”的奥义。

故事之一发生在1月25日大年初一上午。已经回到家中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系博士生韩雨廷看到学校转发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召集志愿者的通知，立即报名参加，第二天就从河南开封老家返回北京。他与9名同学一起，加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分析志愿者团队。数据分析工作一般开始于每天0点各地数据汇总之后，工作十分辛苦。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生所参加的数据分析志愿服务，对于抗疫十分重要。这些分析不但和我们每天的生活、社会热点联系在一起，而且与我国疫情信息公开透明紧密联系，也与后期产业恢复、分区分级抗疫的决策关系紧密。这一志愿服务工作需要动手动脑、使用计算机等数据分析工具，而且面对的是新冠肺炎数据这一新事物，因而是典型的劳动。在劳动中，学生还进行了创造，他们理顺了数据分析流程，通过编程促进了数据分析的系统化，在公益志愿劳动中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故事之二发生在北京大学各临床医院。由于有400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北大各临床医院留守医护人员短缺。于是，在产科、血液科、急诊科，都有高年级研究生迅速进入临床志愿服务岗位。其中，有些研究生还向学校请战，要求参加支援武汉的医疗队。

医学研究生能否参加支援武汉的医疗队，是一个医学和教育管理方面的问题，本文并不能做出直接回答。但是，武汉作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核心区，是医生最危险的工作地点；同时也可以为医学生提供直面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病人的机会。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有助于激发医学生的医者仁心、学习动机，甚至创新动机。武汉是最危险但也是当下医学生劳动教育的最佳场域。

有一种观点，劳动教育仍要学生返回农村，返回西部地区。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助于我们修正关于劳动教育地点的观念。劳动教育的最佳场域是前沿，而前沿所在会随时间、环境变化而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作为大城市的武汉相比，农村已然呈现出田园色彩，而武汉这个大城市却成为当下劳动的最前沿。

在北京大学的两个案例之外，新闻媒体也报道了在抗疫各前线大学生志愿者的志愿劳动。例如，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徐杰在湖北黄冈浠水县老家参加防疫工作等。这些学生参加的志愿劳动，与在农村的生产劳动有着很大不同。

抗疫中的志愿劳动本身有着“做中学”的意味，使得上手的学生能够真切感受到工作的意义，进而生发出工作动机、奉献动机，生发出对未知的思考，因而是重要的劳动教育机会。目前，大量医生、护士驰援武汉，各地医院因而产生了很多志愿服务岗位，成为医学院、护理学校珍贵的劳动教育契机。契机值得珍惜，需要各方努力共同创造。

抗疫期间的志愿服务劳动作为大学劳动教育亮点，能否促进我们对劳动教育观念的转变？劳动，不仅仅是体力劳动，不仅仅是生产劳动；劳动教育的场域也不仅仅在农村、在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