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思玮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11/3 16: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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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越聚集,越发光”

 

“生物技术的前沿创新扎根于基础科学研究,从创新到市场化,需要经历漫长的研发实验,面对各种失败与挫折。同时,生物技术基础研发具有多学科性质,需要跨学科的分工协作网络,因此集聚机制特别重要。”10月31日,在第十九届“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学术会议上,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缉慈指出,当前,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鼓励国产创新药的发展需要借鉴全球生物医药创新集群的发展经验。

数据统计显示,中国90%以上的地级市都有生物医药企业,其中30%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重庆、广州、天津、苏州、石家庄、杭州等10个城市,集聚趋势开始显现。

在王缉慈看来,创新集群是企业制定竞争战略、开发核心产品和研究关键技术的地方。

区域集群实现“强强联合”

虽然新冠疫情在全球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放眼全球,生物医药发展势头仍十分强劲,全球各大医药巨头都不断地在生物医药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长三角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区域专业化分工已经初现。比如,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被列入国家重点培育的国内首批三个世界级产业集群之一,江苏是全国重要的化学药品制剂制造中心,浙江是全国化学原药生产大省,安徽医疗器械制造表现较好。

“长三角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体系以及宁波-杭州-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合肥为节点的产业带。”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教授曾刚认为,这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比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分别制定出台了《促进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18-2020年)》《关于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浙江省生物经济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年)》,《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实施方案》等文件。

那么,如何更好地促进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向创新集群升级呢?曾刚的建议是,第一,应该重点突破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卡脖子”重点环节、关键技术;第二,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第三,建立跨行政界线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第四,建立发挥产业创新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作用的新机制。

相比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珠江三角洲生物医药产业则呈现出“创新森林”格局。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许伟攀基于产品森林主题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采用2008-2019年专利数据,从技术关联、认知邻近、社会协同等维度探讨了珠江三角洲生物医药产业的特征。

许伟攀认为,相比其他集群,珠江三角洲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具有更强的空间集聚性。而从技术关联看,53%的生物医药专利拥有两个以上分类号,这说明创新主要来源于邻近知识的重组。

“从认知邻近看,新生专利企业的知识特征与原有集群的知识特征相近,说明生物医药创新从原有的知识基础演化而来。”许伟攀表示,目前,广州已形成集群互联的认知邻近网络,深圳则处在不断衍生出新集群的阶段,佛山正在经历链状化知识向集群化的转变。

此外,从社会协同来看,广州形成了以高校为枢纽的创新网络,深圳则形成了以企业为枢纽的创新网络。

城市创新网络更具活力

除了区域创新集群,城市创新网络也不容忽视。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段进军在题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的报告中指出,生物医药产业是苏州工业园区三大新兴产业,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增速,2019年产值达900亿元,在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中居于领先地位。

目前,该园区已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过1250家,其中外资医药医疗企业200余家,我国自主品牌生物医药企业1000多家。

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包卿通过对沪苏锡12家生物医药产业的企业小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沪苏锡之间基本是扁平化的网络结构,处于国际化与区域一体化两者之间。通常国际化高的企业,区域一体化的连接水平高,跨区域整合的能力也强。“正是这种扁平网络化,决定了在沪苏锡之间没有出现中关村分园的合作模式”。

相比其他城市,武汉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受到全球关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梅丽霞认为,新冠疫情对武汉的医疗管理体制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治理机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历了以举国体制控制住国内疫情之后,武汉医疗体制和医疗产业集群的治理机制,有必要经过深刻的反思与经验总结,应从“自上而下”的线性集权式,转型为“上下联动”的集群网络协调治理机制。

创新环境与风险投资缺一不可

如果说产业集群与城市创新网络是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宏观格局,那么园区创新环境则能为企业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微观感受。

上海张江药谷始建于1994年,作为这里是新药创制成果突出、CRO 服务活跃的标志性生物医药创新高地,并拥有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

“生物医药企业需要应对新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和成本高等挑战,这促使类新的独立的平台型研发创新组织CRO的出现,并改变了生物医药集群内部结构和生态。” 保诺科技集团中国区运营负责人洪涤指出,完整的CRO体系是张江药谷生物医药发展的主要特色之一,贯穿整个张江药谷的发展始终。CRO与生物技术公司、跨国公司中国研发中心、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了紧密的协作机制,有效得降低了各类新药研发组织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加快了新药研发的速度,提高了研发成功率。

相比张江药谷,广州国际生物岛的发展有些波折。自1999年谋划,到2000年获国家批准立项并获正式命名,但直到2010年底还是“零”招商。

而经过十年的发展,广州国际生物岛2020年力争实现园区总产值80亿元。作为广州国际生物岛有限公司首任总经理汤敏超表示,目前该园区发展从“企业扎堆-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创新集群”,到建成与全球互联互通,协同创新的生态系统,实现翻天覆地的改变。

不过,生物医药产业因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追逐高利润、失败容忍度高的风险资本的支持对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地理学院副教授潘峰华以133家被投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为样本,搜集对其进行风险投资的机构信息,对生物医药产业风险投资进行空间和网络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为:首先,生物医药产业的空间布局方面,长三角地区是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带。以上海、苏州、台州、南京、杭州为代表,形成“一超多强”的格局。

其次,风险投资机构的空间布局方面,风险投资机构集中于少数几个发达城市,与生物医药企业的分布相比,集聚性更强。

再次,生物医药企业风险投资的网络特点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成为全国生物医药产业风险投资事件网络中的核心节点,中西部少量城市通过参与投资,融入投资事件网络,增强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朱华晟也指出,生物医药产业属于典型的科学知识导向解析型产业,其知识的创新活动呈现社区性,这意味着城市间合作更为频繁,也会出现某些城市有集聚无网络的现象。

“风险投资基金是医药企业获取持续发展资金的重要渠道。科创板重点支持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将为我国医药创新的基本层-广泛的小而美的生物科技类企业创造了良好的资本发展条件,这将是中国生物创新公司的新纪元。”清控金信资本投研总监陈倩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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