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彬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10/27 11: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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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自招何憾?强基何往?

 

对于人的一生,18岁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迎来自己的成人礼。

2003年,我国正式宣布与统一高考相配合,部分高校试行自主招生。如果将此时的自主招生比作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那么如今他也行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成人礼”。

只是,这一幕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出现了。

今年1月,教育部下发通知,决定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自主招生在经历将近18年的探索后,以这样一种方式突然终结,让很多人在吃惊之余,也多了一份反思——18年间,自主招生改革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又留有哪些遗憾?

更重要的是,作为自主招生的“继任者”,在今年正式启动的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强基计划),又能从中获得哪些启示?

趋于成熟的制度

如果对自主招生改革的效果做一个评判,其最直接的标准无疑是该模式是否让高校招到了更优秀的人才。为此,多年前,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副研究员黄晓婷领导的小组曾开展过一项实证研究。

“我们选取了一所国内高校,调取了该校2005年~2009年间所有通过自主招生和高考录取的12712名新生在大一期间的GPA(平均学分绩点),并比较两类学生在大学学习的成绩情况。”在10月20日于北京理工大学召开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政策研讨会上,卢晓东表示,经过比较,在这5年间,该校通过自主招生入学学生(以下简称自招生)的排名进入年级前15%比例,要大大高于通过高考录取入学的学生(以下简称统招生),两者平均相差在10%左右。如2009年,自招生中有22.8%的学生进入年级15%,而统招生的比例只有10.8%。

与此同时,在各年级、各专业年级后15%的比例中,统招生的比例则大大高于自招生,尤其在2008和2009两年,统招生进入年级后15%的比例分别为22.5%和23.3%,相比之下,自招生的这一比例却连续两年为零。这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成绩。

在卢晓东、黄晓婷小组完成上述研究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马莉萍团队针对同一所高校的2016级部分抽样学生又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该校当年自招生的高考成绩显著低于统招生,但前者在大一期间的全部课程成绩都要优于后者,而且获得自主招生加分越多的学生,其学业成绩越优异。

“这至少说明在这所高校,自主招生是非常高效的,也录取到了更多的优秀生源。”卢晓东说。

在此次研讨会上,对于自主招生在选拔优秀人才方面的作用,与会专家基于多所高校的实证研究,给予了认可。

“可以说,自主招生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除高考外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涉及人群最多的招生制度改革,经过18年的探索,已经从刚开始时的边缘、弱势和不成熟状态,慢慢成长为一个基本成熟的改革形态。”发言中,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进表示,这一变化从近几年学界关于自招的论文数量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自招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大量论文都是关于这次改革的,并以批判性文章为主,但这两年的核心期刊中,关于自主招生的只有十几篇,其中还包括我的几篇。”刘进说。

刘进表示,不可否认,自主招生政策直到被废止之时,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总体而言,自主招生在后期,随着各高校对自主招生认识的深入,以及组建了专门化的招生队伍,在选才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更重要的是,作为涉及数十万学生命运的重要招生模式,自主招生一方面激发了高校的招生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的各种计划,也有效弥补了高考招生在区域以及贫富阶层之间的公平性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胡浩曾在一项研究中分析了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不计港澳台)被原“985工程高校”录取的考生数据。结果显示,当年“985高校”自主招生招录数量全国排名前5位的省份分别为山东、四川、河北、江苏和湖南。其中,仅山东一个省的招录数量就达962人,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占全国招录总量的14.3%。

“众所周知,山东、河北等省份是典型的考生众多但优质高校资源贫乏的省份,自主招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些省份的优质高校资源不足问题。”刘进说。

然而,行将“成熟”的自招改革,却在最后一刻被叫停。

取消背后的原因

在今年年初,教育部宣布取消自主招生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对于自招所出现的问题做了如下概括——

近年来,自主招生面临一些新挑战和新问题,包括招生学科过于宽泛、重点不集中、招生与培养衔接不够、个别高校考核评价不够科学规范、个别考生提供不真实的学科特长材料等。

在刘进看来,上述问题更多地属于“技术性”问题,是可以通过局部调节进行克服的。自主招生所出现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正如他所说,自主招生在大的方面可以弥补高考招生在公平性上的一些缺陷,但自招本身却常常面对公平性不足的苛责。

“自主招生开始之初,有许多人都在建议先不谈公平,只谈效率,从选拔人才角度这当然没错,但事实上,历次考试招生改革失败的真正原因,大多出在公平性问题上。正因为所有人都站在公平性角度批判它,最终才导致政策的死亡。”刘进说。

在这方面,卢晓东针对高校的调查可以提供一些佐证——被调查高校在2005年~2009年间,自招生中农村生源的平均比例为5.4%,而统招生中的相应比例则为16.4%,两者相差超过10%。

“这是10年前的统计数字。此后,各高校和教育部通过各种专项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公平性,但公众的印象已经形成。”刘进直言,在一个新的招生理念中,公平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这也是自主招生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示。

此外,在考试命题与测评能力方面,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表示,相较于高考命题的严格性和科学性,目前几乎没有大学具备不拘一格又精准选材的命题能力,绝大多数大学还没有建立起足够完善的自主招生考试组织保障体系。真要做到理想的自主选材,大学必须投入巨大的经济和人力成本,培养“伯乐”,动员大学教师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研究中学生。

由于高校自主命题水平有限,使得一些校外机构可以摸到这些大学自招考试的某些“套路”,并针对这些“套路”逐一攻破。“最终的结果便是一些学生之所以能通过自招进入高校,并不是因为自身优秀,只是花钱学到了这些‘套路’。”陆一表示,这种培训产业的繁荣给自主招生带来很负面的影响。

同时,通过对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加以比较,陆一还发现,自主招生在不同层次高校中所表现出的效果是有所差别的——只有少数顶尖大学的自主招生被验证有效果,非顶尖大学的自主招生效果则模糊不清。

“在此前的调查中,有高考录取分数在全国位列50名左右的高校招生办人员表示,对自主招生政策的终结‘乐见其成’。”陆一说,究其原因,对于这个层次的大学来说,统招考分的区分度是比较有效的,凭借高考分数已经足以录取到相应数量和水平的学生。然而在自主招生中,这些高校的招生部门不得不承受来自校内外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于是,自主招生便成为了一种成本很高、风险很大,又效果不明的存在。

“在被取消之前,全国已有约90所高校拥有自主招生资格,但由此看来,真正需要自主招生的高校规模可能要远小于这个数量。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探究到底什么样的学校有足够的能力和需求,在高考的基础上细筛人才,为今后的改革政策提供学理支撑。”陆一表示。

多样性的困境

从历史上看,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自1895年我国建立第一所现代大学开始,各高校所采取的招生模式便是自主招生。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高校单独招生出现困难,才转变为南北方几所大学联合招生的模式。

1938年统招开始实行,但三年后,该政策便无法持续下去。“这三年相当于一次实验。”储朝晖说,结果表明,统招在当时情况下无法满足所有高校以及相关考生的需求。于是在此后的1942年~1951年期间,国内大学可以同时采取6种方式进行招生,其中包括学校单独招生、联合招生、区域招生、委托招生、成绩审查以及保送免试。

“如果单纯从招生角度说,当时的招生方式是比较符合招生原生态的。”储朝晖表示,直到今天,各国高校的招生模式也在向多样化方向演变。然而,在1952年,我国再次实施了统一招生。1955年后,基于统招的招生情况,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曾提出是否可以恢复联招,但未能实现。统招也由此成为了除“文革”时期外,我国高考最主要的招生模式。

“统招与联招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不同。”储朝晖表示,统招主体表面看是高校,但实则是行政部门在主导整个招生工作;但联招的本质却是几所高校自主确定考生的来源和评定标准,其主体又回归高校。“前者代表的是考试制度的统一性,后者则代表着不同高校间的多样性。”

对比历史,储朝晖表示,自主招生被取消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便是高校招生中的多样性被破坏了。毕竟在自主招生的背景下,高校还有一部分权力,可以决定选择什么样的人才,然而在统一的高考模式下,学校却只能通过考试成绩这一条标准选择学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高考最大的问题在于用宏观的方式,试图解决单个高校所面临的微观问题,这显然是低效率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从短期看应该恢复自主招生,而从长期看,则是要实现完全的招考分离,让高校自己决定要招收什么样的学生,同时承担相应的后果。”储朝晖说。

“不能仅用高考这个时间点的成绩判断是否招收和培养一个人,而是要根本性地认识到,人是会发展变化的。我们需要创造某种环境,让多样性自由发展和生长。”在发言中,卢晓东也如此表示。那么,接替自主招生的强基计划,是否可以实现多样化的目的呢?

需要继承的“遗产”

过去的一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文雯一直在美国访学。那段时间,她曾对麻省理工学院(MIT)本科生的专业设置情况进行了仔细的了解。

“在MIT的人才培养方案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本科生自由选择专业、跨专业学习存在任何障碍和门槛。”文雯表示,他们曾针对MIT全体本科生进行统计,发现目前该校总共4500多名本科生中,有1140名学生都学习了同一个专业——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EE),这一比例已经接近该校本科生总数的1/3,这足以证明MIT的本科生在专业选择上有多么“自由”。

此前,卢晓东也曾分析过超过2000位两院院士的成长样本。他发现在接受了研究生教育的院士群体中,仅19.1%的院士在同一院校接受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其余院士均有校际流动经历。

“无论是MIT的实例还是院士成长路径分析,都初步证明了学缘异质性对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具有关键价值。实现一流本科教育,就要把学生推出去。从创新人才成长视角出发,‘本研一体’模式蕴含人才成长的线性思维,本身是不利于优秀人才培养的。目前的强基计划对本硕博连读的强调,非常可能把优秀学生长期困在一所高校,这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反而是不利的。”卢晓东认为。

然而,接替自主招生的强基计划,目前最需要克服的难点也在于此。

在储朝晖看来,强基计划与自主招生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后者实际上的操作和运行主体是高校,而前者则更强调国家层面的统一部署。“所谓的‘基’,指的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战略。”

正因为如此,在自主招生模式下,各校可以拿出各自优势学科与学生进行匹配,但强基计划的学科选择则有固定范围。至于这些范围能否和学校自身的优势学科相匹配,并不能确定,这本身已经限制了很多高校的多样性选择。

更重要的是,强基计划的本质是针对基础性学科的“降分录取”,这就决定了在培养的全过程中,教育部学生司和各高校不倾向于允许学生自由选择专业和转专业。否则,强基计划就有可能成为学生进入名校其他专业的“跳板”。

只是这样一来,强基计划便与强调学科综合的通识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冲突。

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呼吁应在条件适合的时候,以某种形式恢复自主招生。但由于自招政策刚刚取消,相应的观念反思和制度重建还远未结束,短期内自招重启的概率并不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已经消失的自主招生,是否应该为刚刚起步的强基计划留下一些“遗产”?

在刘进看来,如果说强基计划可以“继承”某些自主招生模式的“精髓”的话,那么最应该继承的正是自主招生模式中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双向选择,以及学生在择校、专业选择以及专业调整中的灵活性和流动性。缺乏流动性也是目前强基计划最需要克服,同时也是最难以克服的一大障碍。

“简单地说,所谓流动性,就是在确保强基计划不沦为‘跳板’的前提下,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使不适合当前学科的学生‘走出去’,把适合的学生‘请进来’。”刘进说。

卢晓东表示,现阶段完善强基计划的方向,是增加强基计划的学生流动性,允许强基计划的学生在基础学科各专业内部转专业,从而有限度地使学生流动起来。然而,由于某些相对冷门的基础学科专业和院系担心学生流失,严格禁止任何学生转专业,导致即便是这种有限的方式,也未能全面实施起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不论是高等教育发展潮流,还是人才培养的自然规律,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及学生的自主选择权都应该被尊重和提倡。从这个角度说,未来强基计划要想实现专业性与学生自由发展的统一,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卢晓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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