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芸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0/21 17: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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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学霸”康熙看西学东渐

 

《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韩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0月

 

公元1668年,在中国为康熙七年,故宫午门前举行了一场日影观测比赛。比赛双方是传教士南怀仁和钦天监监正杨光先。观众是朝野大臣,最大的腕儿是康熙。结果南怀仁胜。

这条史料是清廷实录中普通的一条,但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韩琦看来,它却不同寻常,是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试,其结果决定了清廷对西法与旧法的看法,也由此开启了继明末之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的又一个高潮。”与此同时,这场比拼还在一个少年心里种下了科学的种子,由此诞生了帝王圈里最忠实的“科学粉”。那一年,少年天子康熙14岁,正是求知好学的年龄。

忠实的“科学粉”

近日,韩琦的新著《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以下简称《通天之学》)荣获第11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国际图书奖。此著作是韩琦30余年对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研究的集大成,而本书中他最得意的一点就是以日影观测为切入点,对清廷开展的一系列日影观测与历法改革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从而重现了传教士和天文学在清廷传播的历史图景,并从科学社会史的视角揭示了科学和权力交织的复杂关系。

韩琦认为,1668年的日影观测并非孤立之事,此前有前因,此后有后果。

明末,耶稣会士想来华传播天主教义,明朝宫廷则因日月食预测不准正酝酿历法改革。两种需求虽不同但因“通天”达成一致,开启了西方天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序章。康熙三年,杨光先以“私传邪教,阴谋不轨”的名义掀起一场公案,导致奉教天文学家处斩,削弱了钦天监中的天主教势力。杨光先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后,废用西法,改用大统、授时或回回诸历。天主教陷入低谷。

转机就是1668年的日影观测。南怀仁由此重获信任,杨光先被罢官,耶稣会士又在钦天监处于主导地位。

自此,康熙开始热衷西学,孜孜不倦。康熙对皇子们进行“庭训”时曾回忆这段往事, “尔等惟知朕算数之精,却不知我学算之故”,杨光先、南怀仁“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当康熙听说要弄懂所有数理科学,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绝对必要之后,他马上要求将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解释给他听,并要求将它译为满文。南怀仁为康熙传授测量术和地理学,编译了《穷理学》,涉及西方哲学、逻辑学和其他科学知识。

1685年,洪若等人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派遣,作为“国王数学家”来华,于1688年到达,这开启了中法科学交流的新时代。他们除了在中国传教之外,还进行大量天文观测以完善天文学、地理与航海知识,并调查中国的动植物和技艺。

此外还有从属于葡萄牙派的耶稣会士供职朝廷,或负责红夷大炮的制造,或在钦天监担任天文学家、数学家,从事历算工作,或从事大地测量和水利工程,或负责玻璃、珐琅的制造和钟表的修理,或担任医生、从事医事。

这是中西科学交流浓墨重彩的时代,康熙对西学的求知欲也达到了顶峰。彼时,传教士频繁出入宫廷向康熙传授知识,安多曾为康熙编写中文正弦、余弦、正切和对数表,还向他介绍算术、三角和代数方面的内容,提供了一个解三次方程根的方便的表。为方便传授,传教士还使用了数学仪器包括计算器、纳皮尔算筹、比例规、假数尺等和立体几何模型,甚至还为康熙特别设计了数学学习桌。

学霸的“藏私”

成也日影观测,败也日影观测。40多年后,1711年夏至,又有一场康熙观摩的日影观测,这次观测却证明西法计算夏至时刻有误。由此,康熙对传教士失去信任。1713年,受到法国皇家科学院的影响,康熙下旨设立蒙养斋算学馆,召集了近百位人才进行历法改革,这是清代最大的国家科学工程。

蒙养斋算学馆等“自立”科学活动的开展,是康熙晚年的目标——师洋人的“技艺”为我所用,最后达到摆脱洋人垄断的目的。

“用其技艺”,这一国策被雍正、乾隆延用,但到了道光六年,传教士退出钦天监,中西科学交流也由此渐渐沉寂。

其实,1711年的日影观测只是“最后一根稻草”。从1668年到1711年,时间已经过去40多年,欧洲天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清廷的传教士却保守不愿使用新天文表。

除此之外,严禁祭祖祭孔所引起的“礼仪之争”,造成了清廷和教廷的严重冲突,这些都转变了康熙对西学和西洋人的看法。只学习洋人的技术,以摆脱洋人的垄断,康熙的策略深刻地影响了西学东渐的局势。

除了1668年和1711年两次有转折点意义的日影观测外,清廷还举行了数次日影观测,更有意思的是,操作者是康熙。1691年2月发生日食,康熙和大臣做了观测,意在让大臣知道他学习取得的进步。1692年的日影观测,康熙在御门听政的场所和大臣讨论历算问题,还命大臣候视日影,更命人当场演奏音乐。康熙口授音乐理论,亲自测量日影无误,令大臣们“钦服”不已。

康熙笃爱科学,数十年不改,并时时操练,终成“科学学霸”。他学科学除了兴趣和治理国家的需要外,还有一个重要动力——权术。康熙在大臣前的表演并不是单纯的个人炫耀,而是隐含了重要的政治动机。也正是通过对西学的学习和宣扬,康熙塑造了博学多能的形象,凸显了满族君主的才能。

韩琦说:“从传教士的信件里可以看出,康熙实际上并不想把在宫廷里传播的科学内容让大众及时知道。”一些科学新知翻译后,要等二三十年得以出版,如《几何原本》在1690年左右已经译成,但直到1722年才刊印。康熙曾把安多叫到宫里翻译代数学著作,并叮嘱他翻译好以后不要跟别人讲,由此看出康熙是想“留一手”,并不想把传进来的东西及时传授给大众。可以说,康熙这位“专享”科学的“学霸”,一方面促进了科学的部分传播,一方面也阻碍了科学的及时传播。

史料互证重构历史图景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源头活水。韩琦使用史料有两个原则:其一,尽可能找到最原始的史料;其二,中西互证,孤证不取。韩琦自1992年首次迈出国门,游历20余国,查阅欧洲、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多家图书馆、档案馆历史资料。

这世上不是缺少史料,而是缺少发现史料的眼睛。在多如牛毛的史料中发现一条有价值的无异于“采铜于山”。而韩琦有一个极大的优势——语言,他精通英语,流利阅读日语、法语专业文献,粗通德语、拉丁语、意大利语。

1675年7月12日,康熙在其兄弟和随从的护拥下造访了宣武门天主堂,还参观了数学仪器,之后到意大利耶稣会士的房间写下了“敬天”两字。韩琦在一个西文材料里看到这一点,他敏锐地觉得应检查清廷的官方文献以了解康熙这一天的日程,结果发现,康熙这一天的活动是空白。

后来韩琦发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1684年至1707年间,康熙六次南巡,每次南巡他都和耶稣会士有接触,所到之处,常常询问是否有教堂和神父并亲自接见。这些活动在官方文献并无记载,但韩琦在西文文献却时有发现,比如当时在场的传教士为了宣扬朝廷对天主教的支持,会把接见的经过、对话记录下来。“很多史料是被修饰和改编过的,所以通过各种史料的对比,往往能发现微妙之处,才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发现史料就如同破案。1692年康熙的“日影观测秀”观众还有明代遗民思想家方以智之孙方正珠,大概因为级别不够,官方史料的记载中并无方正珠。韩琦依据线索,在当时官场的大臣文集中见到这条史料,“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要请一介平民来看日影观测呢?”韩琦顺藤摸瓜,还在方正珠家乡桐城县志中找到了记载。“大胆设想一下,把日影观测的观众面扩大到一位数学家,说明康熙对懂历算的汉人十分关注,也希望借机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历算才能。你想,方正珠回到自己的家乡,肯定会把这一事件广而传播。”

脑洞要够大,考证要够细,把自己置身于历史的场景中,搞清楚一个关系网、理清一条逻辑线,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情或许就能串联成一段贴近真实的故事。

但作为历史学家,还要跳脱出来,在更高的角度俯视那段历史。韩琦并没有陷入细枝末节中,他把康熙时代的西学传播这个清代科学史上最饶有兴味的篇章,放在宏观的全球史的视野下,去揭示近两百年的漫长岁月中欧洲科学传入中国的社会、宗教因素,并阐述科学传入与传教士、皇帝、大臣、士人的关系,以及不同国籍的传教士所发挥的不同作用。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这项工作如何观照当下?”面对记者的提问,韩琦说:“科学近代化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重要话题,明末以来耶稣会士来华传入了西方科学,这本是好机会,但中国为什么没有抓住契机,完成近代化的道路?哪些因素阻碍了科学传播?在《通天之学》结语中我也做了一些分析。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原因有很多。作为历史学者,我想,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尽可能地还原一个最真实的历史图景。”

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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