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方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9/1/1 1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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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精神搭建科学论证的桥梁

 

编者按

时至今日,科技的影响力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科学精神也不仅限于科学研究中的求真务实,还体现为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科学求索、对于民生问题的关切关注。

从推动重大工程科学决策民主化,到借助科技的力量减少天灾人祸对民众的伤害,再到助推畸形发展的奥数等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中国科学报》始终“以科学的眼光看社会”,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提供科学、有效且充满温度的建言,并记录下科学家们在社会热点问题中求真、求实的身影。

■本报记者 王方

时隔30余年,《中国科学报》前副总编辑黄安文还记得1986年4月~8月期间,这份以科学报道为使命的报纸上,为其刊发的三峡工程系列报道撰写的编者按。

集思广益、从谏如流,8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推进三峡工程科学决策民主化进程,调动和发挥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咨询、参谋作用产生了积极效果。正如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接受本报采访时所说:“主动、积极”“带了个好头”。

一场预先的讨论从生态开始

1986年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作出了对三峡工程可行性进行重新论证的决定。

这份通知要求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包括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充分发扬技术民主,深入研究论证,得出有科学根据的结论,重新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

《通知》下发两个月前,4月26日本报头版头条便刊发了第一篇三峡工程讨论文章。

随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侯学煜在本报发表题为《三峡工程要考虑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文章。

他明确提出:三峡水坝是一个改变长江水状况的伟大工程,必然会引起整个流域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等一系列问题的连锁反应。因此,为了合理利用“四化”的资金以及考虑子孙后代的祸福,我们必须保持科学态度,决不可再说什么“没有影响”“影响不大”等类结论了,也决不可重复过去那样“先行动、后结论”的经验教训了。

当年启动的三峡工程论证分14个专家组进行,其中一个就是“生态和环境”。侯学煜是该组顾问,但1988年他最终没有在自己参加编写的分报告上签字。

多方响应 只为科学发声

接下来,从不同视角科学讨论三峡工程的文章陆续刊登于本报。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潘家铮曾说,参与三峡工程论证的400多位专家“都是国内甚或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他们只尊重事实和真理,不受人左右”。

这样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尊重事实和真理,同样属于在本报发声的专家学者。在黄安文看来,本报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为三峡工程提出科学意见和建议,争论定性在学术和业务的范畴。

侯学煜说过:“一个人可以说错话,但不可以说假话。我说的是真心话。”“有看法就要讲,要对国家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侯学煜的学生、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这样理解——科学不怕争议,甚至不怕走过弯路,但不能知错就错,也不能为个人或少数集团的私利所裹挟,以至于损害了民族、公共利益。

“他当年的判断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可以预料的。他是一个正直、正义的人,违心地说话他是不愿意的。几十年过去了,他坚持科学的精神还应继续。”蒋高明说。

“带了好头” 尚未结束

其间,除了为科学家开放专业探讨的通道,本报也组织记者采访,以期关于三峡工程的一些讨论得到公开、科学的解答。第一位采访对象正是潘家铮。

1986年8月2日本报又刊登了一篇时任中科院副院长孙鸿烈的答记者问——《科技界应充分开展学术争鸣》。

孙鸿烈认为本报开展三峡工程讨论很有必要。通过讨论,可以吸引科技人员关注国家重大建设问题,促进科技界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讨论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也会引起经济建设部门的重视,更好地依靠科技界。

作为三峡工程讨论的结束,这篇报道的作者黄安文写道:“三峡工程讨论后,本报还将继续开展有关的学术讨论”。孙鸿烈评价“带了个好头”。

其实,对三峡工程的关注并未“结束”。

如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此,科学网推出《三峡工程利弊之争》新闻专题,《中国科学报》(时称《科学时报》)刊发《八院士解读三峡那些事儿》。

“必须保持科学态度”是以侯学煜为代表的科学家始终如一的担当,也是中国科学报社的担当。秉承着科学立场,积极开展学术讨论,对于三峡工程的关注诚然“带了个好头”,而且尚未结束。

不是工程的“工程”

当下,另一场关于“工程”的讨论引发极大关注,即“天河工程”。这源起于2018年11月22日,科学网微信公众号首发《气象学家实名批“天河工程”不顾质疑仓促上马》一文。

时间追溯至更早一些。11月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目前已正式启动‘天河工程’卫星和火箭工程研制。”中国科学报社值班副总编辑在看到这条消息时,以其科学的立场、敏锐的眼光,察觉到一丝“不对劲”。

当天晚上,他带领编辑部以自身的科学判断为“天河工程”做了预设——在科学上不太可能实现。两小时内,记者甘晓就接到了任务:为一个科学问题反复求证。

不打无准备之仗。甘晓首先查阅了关于“天河工程”的相关材料和公开报道,随后约访第一位专家、第二位专家……“就希望把问题弄明白、做扎实。”甘晓说。

半个月的时间,找了7位专家,其中有3位院士。一位资深院士虽然不具名,但十分关心这一话题,几次三番地打电话给甘晓,希望通过《中国科学报》媒体平台推动对“天河工程”可行性的讨论。

“科学家对《中国科学报》给予了信任和厚望。”甘晓感受到。

另一个让她特别受鼓舞的细节是: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国雄答应接受采访时,发送的短信中有一句“我们要为纳税人的钱负责”。“作为科学家,要为国家全局负责”,是他所要表达的。

科学决策要回归科学本身。“一个科学理论提出来最终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是科学发展的过程。一旦科学理论要从科学到工程实践,就必须谨慎对待。”吴国雄说,就像33年前三峡工程科学论证那样。

专家点评

重大工程论证的“赛先生”与“德先生”

■包存宽(复旦大学教授)

科学研究应是无禁区的,但科研无禁区并不意味着缺乏充分、科学论证就“匆忙上马”,重大工程的决策更由不得“拍脑袋”,需要充分论证和慎重考虑。

从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一直推崇的“赛先生”“德先生”,正是重大工程论证与决策的坚实基础。

重大工程决策的科学论证要顺应规律,既有自然规律,也有社会发展规律。无论是哪个规律,重大工程涉及的都不仅仅是单一学科或专业,所以需要综合论证。科学研究无疑是充分论证的基础和前提。而综合论证中还包括利益、成本、风险、代价的权衡。正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重大工程决策中,也不能“一言堂”。民主决策既包括政府和民众有效沟通层面,也包括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层面。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民主化过程,其中涉及到分析协商模型。没有科学且专业分析的民主,其实是盲目的“民主”。反过来,仅有分析而无协商,也难以达成共识,不利于工程实现。

(本报记者王方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9-01-01 第11版 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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