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教育尤其是招生要长期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人才培养的中长期规划和预警机制。中长期规划是人才培养的正常轨道，预警机制是特事特办的轨道。两条轨道兼备，才不会出现像农民种大蒜一样，今年“蒜你狠”明年“蒜倒霉”。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今年8月19日是中国首个医师节，也恰逢暑假末。这阵子，报考医学院的未来“准医师”们开始收拾行装，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象牙塔生活。和十多年前，考生填报高考志愿“一不当医生二不当老师”的观念有所不同，对于“00后”而言，更重要的是“有梦想就要实现”。

然而，高校医学院在招生中却似乎出现了“意外”断档的现象。

自2014年起，一篇题为《谁还会在中国做医生》的微博热帖出现在了网络上。自此之后，几乎每年，这篇由复旦医学博士联盟发布的文章都会被人重新提及，并引起一轮新的讨论。今年也不例外，就在高校新学期即将到来的时候，这篇文章再次成为了很多人视线的焦点。

在这篇文章中，这群来自复旦的医学博士公布了一组医学院校的高考投档数字——北京协和医学院计划广东招10名理科生，但批次投档只有4人；广州中医药大学招理科生1808人，只投出674人，招文科576人，只投出140人，断档2/3；南方医科大学文科计划招200人，实际投档50人，断档3/4……现在看来，这组数字或许缺乏了一些“时效性”，但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高考考生“逃离医科”的趋势。

就在公众的认知还停留在“逃离医科”的印象上时，有媒体曝出，2018年，财经、贸易类大学遇冷，医学院招生暴热。其中，北京大学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大学医学院等的招生位次相较2017年有了大幅度提升。

那么，我国的医学教育究竟是遇冷还是遇热？波动背后反映的又是什么问题？

医学招生究竟遇冷还是遇热

“10年前，我国的确普遍存在医学院招生难的现象。”长期关注医学教育的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说，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录取分数相对本校其他专业普遍偏低，且第一志愿率低，有的甚至不足30%。招生时，出现了一个怪象“想学医的没上投档线，上了投档线又觉得读医太亏，被医学录取的多是接受调剂”。后来，综合性大学医学院改为单独招生，解决的就是第一志愿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录取分数低的问题。

与综合性大学医学院有所不同，医学院校，特别是地方医科大学，仍然是当地同类院校中最难考的院校之一。然而，由于它们的话语权不多、媒体吸引力不强，更多情况下被综合性大学医学院“代表”了。

“国际上，法学、医学吸引的是分数最高的考生。十多年前的感觉就是，最好的学生没有去学医。这些年尽管有所改善，但情况远远不容乐观。从纵向上看，如今报考医学院的学生增加，考分及考分位次逐渐提高，但并没有呈现招生挤破头、吸引到分数最高的考生报考的局面。”熊思东说。

那么，医学教育中真正遇冷的又是什么呢？

拥有老牌医学院——华西临床医学院的四川大学，其招生就业处副处长廖爱民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对医科的内涵有所误解，把所有的医学学科都当作临床医学，认为学生毕业后都要当医生。实际上，当医生的临床医学长期火爆，不当医生的护理学、卫生检验与检疫、基础医学等学科相对冷门，后者遇冷被放大，就变成了医学遇冷。

他补充道，判断一个专业遇冷还是遇热，要看在招生体量大的省份，填报志愿的考生是否保持稳定的位次、分数。如果招生计划量少，没有高分数考生报考，自然会出现断档、分数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尤其是外省，本身招生数少，更容易受到偶发因素影响。

波动背后的四点原因

谈及招生波动的背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表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医生的社会职业安全度有了很大的改善。前些年屡见医闹事件，由于职业风险度高，不少家长不让子女学医，如今国家推出强有力的措施打击医闹，医闹现象得到遏制，从医不再是“危险”的职业，也使得公众对报考医学重拾信心。

对此，熊思东表示认可。他指出，波动的背后还反映出，整个医疗卫生体系结构得以调整。过去，医学院毕业生就业一味地挤三甲医院，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看来，三甲医院和基层医院有着天壤之别，挤不进三甲医院，就算去做药物代表、药企研究、保险，也不进基层医院。而现在，国家政策、基层医院的硬件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医学院毕业生未必都愿意挤到三甲医院，他们有的到了社区医院，有的做了全科医生，就业面、就业层次得以丰富。

同时，大学扩招产生的挤压效应也在提升着医学专业的竞争力。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在东南沿海地区已成为普及性教育，这就使得许多专业的第一次高质量就业率降低，而医学这类行业指向性明确的专业相比经管等行业指向性不太明确的专业，体现了它的特点——就业率高。通过挤压性效应，使得报考医学的考生增多。

此外，大众媒体也常常会放大综合性院校医学院招生难的现象。实际上，如今它们通过适当调整招生规模和结构，如在预防、基础、临床三大学科中把临床增多，放射、基础减少，增加做医生的概率；在临床中把长学制变多，短学制变少，增加8年制的比率，在本身体量不大的情况下再缩小、优化招生规模，就使得医学专业变得一票难求。

成立医学院是否带来新冲击

近年来，成立医学院成为综合性大学的一种趋势。那么，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是否会对波动的招生产生冲击？

廖爱民认为，眼下的医学招生所遇到的问题，类似于计算机、会计、法学曾遇到过的问题。众多高校开设计算机、会计、法学，固然导致过多过滥，但是形成品牌的高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还是会受到用人单位热捧。“它的学科实力保证了招生、就业，医学专业也是如此。但凡师资力量不足、学科实力不强的医学，社会都不会买账。”

“综合型大学纷纷成立医学院，并不会对当下的医科招生产生特别大的影响。”这是别敦荣、熊思东都认可的观点。

别敦荣表示，综合型大学从零开始办医学院的情况较为少见，多为合并院校，因此，在体量上对医科总体招生并未形成冲击。

在熊思东看来，虽然它们挂着医学院的牌子，但是真正能够从事医学中的代表性专业，如临床医学培养的非常少，甚至没有开展。

记者了解到，一些高校虽然成立医学院，但没有相关的师资、专业、附属医院。有的只设有护理学，有的则仅成立生物医学工程、生物信息学或卫生经济学。即便是已经招生的，也只是采取小规模、校际联合培养的模式。

熊思东告诉记者，如今开设的医学院主要呈现两种形态。一种是“万事俱备开张营业”。一种是“万事欠缺，吃一节剥一节、弄一点算一点”。比如，先招两名解剖学教授，但组织学、胚胎学没人，那么，该医学院只能做两件事：搞研究、送教授出去培训。经过三五年扩充，待专业建设相对齐全，医学院才开始正式招生。“一个重要的逻辑是，医学院的成立可以没有解剖学，但解剖学的成立不能没有医学院。”

建立中长期规划和预警机制

对于医学教育未来的发展，熊思东建议，加强国家宏观卫生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布局。随着医疗结构的多层次化，人才的用武之地大大增加，需求量也会相应增加。这就需要国家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机构设置，更加重视各层次医疗机构发挥作用。

熊思东强调，医学教育尤其是招生要长期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人才培养的中长期规划和预警机制。之所以特别强调医学人才培养的中长期规划，在于医学人才培养的周期长，8年制培养是标准配置，其中5年院校培养，3年医院规培，即便是紧急招生，也是8年后才见成效。而建立预警机制在于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儿科医生荒”尚未解决，三五年后麻醉科医生、急诊科医生又开始短缺。

“中长期规划是人才培养的正常轨道，预警机制是特事特办的轨道。两条轨道兼备，才不会出现像农民种大蒜一样，今年‘蒜你狠’明年‘蒜倒霉’。调查清楚我国到底缺不缺医生、哪里缺医生、缺什么医生，才能有效地应对解决。”熊思东说。

他补充说，再往细分，还有结构、层次的问题。预防、基础、临床三大医学门类的招生怎么分配——是全面8年制，还是“5+3”制，还是适当推行3年制解决医养结合的医护问题，还是不取消4年制的全科医生培养。“哪一层次分配不合理都会出现问题！”采访末了，熊思东肯定地说。

专家观点

地方医科院校更要重视内涵式发展

■别敦荣

目前，综合型大学医学院与地方医科院校的分化比较严重。前者招生规模小，走精英教育路线；后者招生规模大，走大众化教育路线。与以前部属医学院校和地方医学院校的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不同，现在综合型大学医学院和地方医科院校的分化现象有加重趋势。

综合型大学办医学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们不仅办学规模小，更便于组织临床教学，还可以有效地利用综合型大学的学科优势和办学条件，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而地方医科院校主要靠招生来获得拨款，经费来源相对单一，两类院校的差别呈加剧之势。

从医是性命攸关的职业，差一分、少一厘都不行。因此，地方医科院校更应该坚定地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要从基础和临床两个阶段入手，打破过去基础阶段的“走过场”现象，比如，多人解剖一只小白鼠、只看电脑演示不动手等；杜绝临床阶段的“放水”现象，由于人多医院临床机会少，学校就让学生自己找医院实习，导致实习质量无法保证。地方医科院校要转变办学思路，狠抓人才培养过程，确保每个环节教育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