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重塑中国》，黄庆桥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曾莉莉

从19世纪末鸦片战争至今已经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对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告诫还记忆犹新，一百多年来，我们发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此作为不挨打的警示。过去一个世纪既是战争动荡的年代，也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不仅重塑了中国的样貌，也在融合着中国的智慧。黄庆桥的《科技重塑中国》一书，从科学工程、科学评价和科学精英三个层面，剖析了当代中国“科技强国”之路所遭遇的战略决策与技术攻克等问题，以历史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不同阶段中国所面临的科技挑战，尤其是启发我们如何更公正地看待国内外现存的水平差距。

通常我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近百年来，中国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欧美主导的科技浪潮，丝毫不敢背离。但在中国动荡不断的历史进程中，部分科学事业往往频遭搁置，一些高精尖的技术领域又长期面临着发达国家的封锁。幸运的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今天的中国即便还无法跻身科技强国之林，却也毋庸置疑占有着科技大国的一席之地。要知道，大众的常规思维是拿中国与美国、日本等一些技术成熟的发达国家作对比，往往得出一些妄自菲薄的结论，甚至有悲观的论调认为中国是无法做到自主创新的。但如果稍微回顾一下中国自身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这些诘难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政府开展的科学工程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实际国情作出的取舍，也就是说，不同阶段的现实环境决定了如今中国科技的基本样貌。

例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航天热潮中，关于如何选择“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方案，国内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当时的国际趋势是，航天飞机正逐渐取代宇宙飞船成为新的热点。好在钱学森等科学家看到了国内条件的局限性，认为应该暂缓研制航天飞机，因为航天飞机虽然先进，但因其制造难度大、研制成本高，并不适用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在钱老的建议下，中央采取了先从宇宙飞船起步的方案，现在看来，这在当时也是最贴近实情的决策。

再如，历时30年的核潜艇研制之路，它是在中国最艰难困顿的那段岁月里完成的。上世纪50年代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导致诸多重大的科技工程无法正常进行，核潜艇建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苏联拒绝对华提供技术支持，而陆地核反应堆等一系列装置还未取得进展，科学家们就是在食不果腹的条件下排除万难造出了中国自己的核潜艇。

又如，海湾战争之后，中国投资建设的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北斗”，当时政府开始意识到卫星导航对国防安全的重要性，所以即便是在美国免费开放GPS的情况下，中国仍不惜重金坚持自主研制导航系统，以减少对外来技术的依赖。

到了本世纪，最受瞩目的技术之一高速铁路正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新名片。中国高铁以其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完整的工业链以及集约化的施工建设能力，逐渐发展成了一项成熟的工程技术。这项成就与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考虑到国土面积之广、人口基数之大，发展长途陆路交通运输成为一项突出的社会需求，加之政府对基础设施的重视和开发，中国从一开始采用技术引进和联合生产，到逐具规模地形成了自己的产业生态，在丰富的实践中一步步攻克各地段遇到的难题，最终可谓是“十年磨一剑”，顺利地完成了从模仿到超越的华丽转型。

科技是一个更新换代频率非常快的领域，我们要承认自身的诸多不足，例如起步晚、创造性不够、人才制度欠完善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正在赶超的行动力和可能性。虽然社会上诟病中国“技术抄袭”的声音层出不穷，但如果仅从西方知识产权的立场将中国技术一棒子打死，难免显得偏隘。实际上，要学习一个与我们几千年文明完全不同的新事物，早期的“模仿”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只是这种进步不可避免地会多一点曲折。中国只能从“制造”一步步靠近“智造”，而无法一下子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跃居到发达的科技强国。

这就好比我们在评价中国教育时不能完全从它的弊端来看，而要站在一个大的方向来考察它是否帮助中国完成了特殊阶段的历史使命。按照正态分布的图像，我们的培养模式更加注重提高“均值”，而不是鼓励“方差”，这点和西方的精英式教育形成鲜明的对比。西方的大学教育与其知识密集型的市场需求相匹配。而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扩大受教育的人群，提高人均受教育的年限。

同样的，中国的科技发展也面临着和教育相似的问题，即“从无到有”之后该如何将现有的水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这是当前深化改革需要突破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