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兼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相应，新时代的科普工作也面临新的形势。

一是民众的关切已从温饱基本需求的满足，转变到追求更高生活质量和更好生活环境阶段。无论是日常交往还是内容消费，人们对科学、健康、环境和风险等问题日益关注。这些问题直接呼应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应研究领域和议题的勃兴，广义上都可纳入科学传播领域中。因此，社会进入新阶段，科普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对科普的需求，也提升到了新高度、新水平。

二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现阶段，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的发展水平差距还比较大，人们对与科学、健康、环境、风险相关的各种议题和问题的认知水平也有很大差别。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媒体消费习惯、职业乃至地区的民众间，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存在较大差异。面对这样复杂多样的社会群体，新时代的科普工作，必须有一些创新思路，进行精准科普。

三是矛盾的呈现场域。当前，对于我国大部分网民而言，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其获取信息，进行社会交往乃至娱乐、消遣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其与社会互动，表达喜怒哀乐的重要途径。鉴于此，社会的科普体系是否能够有效覆盖、渗透、影响社交媒体用户，是否能够及时对民众在社会化媒体上的误解、偏见、呼声和困惑作出回应，是对新时代科普工作提出的切实要求。作为不同于此前大众媒体的一种参与式媒介，社交媒体一方面赋予民众更直接而广泛的社会参与能力，另一方面，网络舆论空间也因为用户生产内容（UGC）缺乏传统的专业主义把关和自律而变得更加复杂，风云变幻。一些假新闻、片面的信息和观点激化的群体间矛盾，也成为社交媒体景观，影响着人们对事实和真相的客观了解。

因此，新时代科普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是议程设置者的多元性和隐蔽性。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用户生产内容（UGC）和专业生产内容（PGC）共同充斥于网络空间并相互渗透杂糅，社会舆论和公众关切的议程设置者变得多元而复杂，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化媒体生态，决定了如今进行科普工作必然需要面对一个多元主体的舆论环境。

二是民众内容消费时的选择性偏颇。牛津字典把“后真相（post-truth）”选为2016年年度词。所谓“后真相”，是指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的现象，反映了民众态度的形成和决定，在社交媒体时代具有鲜明的集体非理性特点。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接受和消费信息时，存在着一系列认知习惯和误区，包括选择性接触、确认偏误和喜好偏颇，即人们通常下意识地更愿意关注和接受与自身偏好和观点一致的信息，更愿意去相信与自身需求和所希望的事情一致的内容。另一方面，目前流行于各新闻客户端和社交媒体的基于算法的智能内容推送，则可能进一步加剧用户这种意见和知识的自我固化，即所谓的“信息茧房”现象。面对这样的信息和内容消费特点，有效的科普必须考虑如何才能突破用户的“信息茧房”，真正触及并触动科普目标受众的认知世界。

三是对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问题。无论中外，在民众对不同职业和机构的信任排名中，科学家都仍处在信任度的高位。大量科学传播研究已经表明，信任是调节人们对诸多争议性科技态度的关键因素。如何在一个科学流言仍层出不穷的社会化媒体时代进行有效的科普，社会信任的重建似乎是一个更加基础性的工程。

硬币总有另外一面。社会化媒体时代，科普工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我们正在进入群众性科普的崭新时代。以“果壳网”为代表的民间专业科普平台正在崛起，以“知乎”为代表的面向高知或有识人群的问答平台日益风行，以及分布在微信平台上的各种科普公众号、微博上影响力大小不一的带有科普性质的实名认证账号，都构成了群众性科普的蓬勃力量，正在迅速壮大。

二是社会化媒体极大地方便了科学家群体对科普工作的直接参与。很多科学家研究团队越来越重视科研成果的社会传播，科研团队中常常有专门负责科学媒体化事务的成员，不少科学家也越来越重视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公众进行直接互动和交流，使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更好地为感兴趣的公众了解和接受。

三是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和我国多年科普工作的积累，民众整体的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在不断提升，群众性的事实核查机制极大地遏制了各种科学流言和谣言的肆虐和传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