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政国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11/23 14:3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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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政国院士:当科学家是我的理想

 

■赵政国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学习,现任该校物理系教授,长期从事粒子物理实验研究。美国物理学会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获中国科学院杰出青年科学家奖、杰出科学成就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主要成就有:通过π奇异原子实验得到至今仍是最精确的因强相互作用引起的能级移动结果,并首次观测了π奇异原子1S能态宽度;通过对由飞行π介子衰变产生的μ子的研究,否定 了KAMEN实验的结果 ,并给出了π衰变到重中性粒子其最严格的上限;为世界上最大的ATLAS精密μ子谱仪的建造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为Higgs粒子的发现作出了直接重要贡献等。

40年前,改革开放的实行,带来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考试改革,而我们就是这一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对于我们而言,坚持读书、坚持理想是自己的内在驱动力,而外部条件一旦成熟,我们的命运便由此改变。

拒绝表决心

小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孩子。那时,父亲在离家很远的肉食水产公司工作,很少回家。但只要一回来,他就会教我们写字、算数。兄弟姐妹中,我的年龄最小,但学东西却是最快的。

一转眼,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不同于现在的孩子动辄玩游戏上瘾,我却对学习有些“上瘾”。那时正值“文革”,很多学生都离开座位不听讲,但个子不高的我,却总是在第一排好好地坐着,不但认真听课和完成课业,还时常向老师问题。

学习之外,运动也是我的另一个爱好。高中时,我一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武术高手,他看我身体条件很好,便想让我学习武术,由于距离太远,最终我没有坚持。反倒是他的儿子在习武之后,从一个到处打架闯祸的人变成了一个绝不轻易动手、不与人争执的人,可见武术以及任何体育运动带给人的变化,不仅是拳脚功夫,还有做人做事的态度。

我有自己的学习计划,在中学时,我会根据课程表进行复习、预习,所以同伴们出去玩时是绝对不会叫我的。但是我又非常喜欢体育活动,还因此成为了校乒乓球队、体操队和田径队的一员,因此也与一些成绩差的男孩子成了好朋友,我学习时从不被他们打扰,在外面时也从不被欺负。

那时候高考已经被叫停,所以在高中毕业后,我便“理所当然”的下乡了。在下乡前,学校要进行一些人员安排,确定好下乡小组的人员、地点。我们学校的同学大部分都被分在了甘棠公社和艮山口公社。其中,甘棠公社下放的知青很多,这一公社也被当作了一个示范公社来建设。

然而,我却被安排到了艮山口公社三里坪大队,这一“待遇”与我的出身有关。当年,我的舅舅被抓壮丁去了台湾。因此,我身上总有海外家属的包袱,妈妈建议我不要到甘棠,那里“当官的子女多,想要出头很难”,所以我就选择了艮山口。

下乡前,我准备好了要带的被子、书、衣服。从县城出发那天,知青们都排好队,胸前戴着红花,街道两边敲锣打鼓、夹道相送。

发的那天,我并没有让妈妈送我。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不再需要你管了。”其实,我是想告诉她,自己能够独立了,很多事情可以做主,不需要她再操心,妈妈看着我只是乐。

那时候,妈妈说过的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她说,必须干得比所有人好才有可能一辈子不当农民。因为舅舅的原因,在任何事情的争取上我都处于劣势,好事是轮不到自己的,所以只有干出让所有人都看得到的成绩,才有争取的资格。也正是凭借着这股劲头,我的表现和成绩都是最好的。下乡时,我先后担任了知青组长,大队武装民兵副营长,后来在工厂还做过车间团支部副书记。

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知青下乡虽然让很多人吃了苦,也让很多人走了不少弯路,但正因为有这些独特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有了了解基层社会的机会,经历过苦难才懂得美好生活的意义。我始终认为,年轻人吃些苦没有坏处,不论是军事训练还是社会实践,都对年轻人认识社会、培养吃苦耐劳的品质、遵守社会的规章制度有好处。

到公社的最初两天并没有劳动,而是集中开会学习,每个人都要宣誓、表决心,主题就是要“扎根农村,铁心务农”。大家都要表态,不表态就说明你不安心,就是表现不好,但对此我是拒绝的。我当时只表示要在农村努力干活,但“扎根农村,铁心务农”这句话我没有说。因为我不是这样想的,也做不到,我不愿讲假话。

我确实没有想过要扎根农村,我一直想上大学,下乡期间也一直在读书,至少当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

到生产队安顿下来,最紧要的就是修房子,买劳动工具,镰刀、锄头、柴刀、斗笠、蓑衣等都要置备齐全。我们的住房是农民们带我们在一片坟地上建成的,当地的农民是害怕坟地的,所以他们不敢单独来我们的房子,但我们并不感到害怕。

虽然在城里上学的时候也劳动过,但毕竟不如农民会干农活,种谷子、犁地、插秧、种蔬菜等都要一点一点学起来。当时所有的知青都有一套国家组织编写的《知青阅读丛书》,其中既有数理化知识,也有农村的基本常识。我很喜欢看书,这套丛书就成为了我下乡当农民的启蒙。

只有书还不够,政府还会下派一些懂农业知识的干部,教我们怎么育秧、怎么防止病虫害、怎么生成沼气做能源等知识,因为大家都算是有些文化的,有共同语言,所以这些干部也很容易和知青打成一片。

因为会总结规律,干完一年农活后,我们做得就和农民一样好了。但让我们比较痛苦的是,当时提倡的思想是越苦越累越光荣,很多做法不能用巧劲儿,比如除杂草,其实是可以用脚来完成的,但我们必须弯腰用手去做。薅秧时,田地里刚撒过从城里收集来的大粪,就要用手去抓秧苗,经常要在臭气熏天的地里抓满手的大粪和蛆虫。

农闲时,我们就要修水库,放水灌溉稻田时还要守夜。当时,守夜的工作看上去轻松,其实还有一定危险性。因为夜晚的田里经常能见到眼镜王蛇、银环蛇和蝮蛇,我看过一本《毒蛇全身都是宝》的书,所以这些蛇都认得,也知道一些它们的习性,以及对付它们的方法。

在做了两年半的“农民”后,我遇到了一个工厂招工的机会,于是便辗转到了怀化303国防厂当车工。之所以说“辗转”,是因为由于政审不过关,我的母亲还托人开证明,说我的舅舅被国民党抓住后逃跑被打,已经去世了,以此来说明我已经没有了海外关系,算不得黑户。这才被工厂录用。同时,由于我此前的工作很优秀,一旦通过了政审,就比较容易被录用。

虽然在农村时,我一有机会就要读书,但当时的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出路在哪儿,只是单纯地放不下书本。而在当工人的一年半时间里,数理化的书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看书、解题成为了我当时最大的爱好。

珍惜读书的机会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工厂外面跑步,我的一位叫潘爱华的朋友忽然迎面冲过来大喊“恢复高考啦!大喇叭里刚才广播了!”潘爱华当然也是很爱学习。如今,他已经是北大未名集团的董事长、北大教授了。

当时,因为没有中断过读书,我对高考还是很期待的,同时也很有把握。大家对我的期待也很高,以至于在工厂组织的一次摸底考试中,组织考试的技术员们认为,如果厂里只有一个人能考上好大学,那就是赵政国。

然而,高考之前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在临高考的前三天,刚好要上夜班的我和组长请示,可不可以不上夜班,我会把负责的零件全部提前做好,保证加倍完成任务指标,组长当然是支持的。但在之后车间主任大会上,我还是受到了批评。

那年的高考是在就近的一所小学教室进行的,第一场语文考试,第一道题目是拼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即使这样简单地一道题,当时也有很多同学没有做出来,可见大家的基础都很差。

高考的最大作用就是给了所有人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能够通过自己的实力竞争。文革时期的“七二一大学”需要推荐,这就导致了很多“走后门”现象的发生。高考恢复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规定参加高考的年龄不能大于22岁,我当时已经21岁,所以也算抓住了非常关键的一个机会。

高考之后就是填志愿,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而清华、北大的专业又没有自己想学的,还是厂里的一位在中国科大毕业的技术员向我推荐了科大,说这里学术空气浓厚,科大的自然科学也正符合我的学习目标。于是,科大便成为了我的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我本想填报国防科大(时称“长沙工学院”),但一位在工厂工作的二炮高层领导的女儿托朋友告诉我,不要报这所院校,因为我的出身不好,不会被录取。我当时才意识到,黑户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最终,原本填报了科大应用数学专业的我,被近代物理系录取了。其中的缘由我并不知晓,但既来之则安之,因为高中时,数理化我是都喜欢的学科,所以学物理也很乐意。那时的我总算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离自己科学家的理想近了一步。从本科到博士,科大的十年寒窗成就了我的今天,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会当一辈子的工人。虽然工作没有高低,但不能在自己最强的领域发挥优势,总是会有遗憾的。

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令我倍感遗憾的事——当时我的外公已经病危,他问我考上大学了吗?对此我没办法回答,其实当时录取通知书已经在工厂的传达室了,只是没有发到我手里。外公就这样离开了,他对我是寄予厚望的,那时我的心情五味杂陈。我知道,上大学已经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梦想了。

拿到通知书是在我回到工厂后,一天晚上,工厂的操场播放电影,电影开始前,我的室友拿来了一封信,他帮我打开并当众宣读。当读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通知书,原子核物理专业”时,本来安静的人群沸腾了,他们迅速向我围了过来,所有人都很激动,向我祝贺,而我当时好像并没有表现得很激动,我一向将收获成就看得很淡,更愿享受耕耘种植的过程。

车间的技术员已经跟我讲过很多科大的事情,他说科大很重学业成绩,我在那里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我自然是很高兴的,带了一个木头箱子,穿着工厂的工作服就去报到了。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科大的学风十分严谨、独特,好像大家的学习热情被压抑得太久,急需迸发出来。早上4点多钟就会有人起床背英语单词,在路灯下、厕所的灯下,到处都有手拿单词书的学生,在食堂排队也是手不离书。

这些人都经历过社会洗礼,非常珍惜学习机会,而且自学能力极强,一旦认为哪门课老师没有讲好,便会自己在图书馆借书,找更难的题目来做。我在科大读了十年,在学校过了八个春节。当时交通十分落后,坐火车回家要40多个小时,且大都站着,或钻到座位下睡觉,还不如呆在学校看书学习。

既简单又最难达到的要求

高考与改革开放始于同一时期,实事求是来讲,改革开放在当时的中国非常及时,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我们了解了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原来我们对外面世界的很多认识是不真实的;改革开放也给了中国追赶先进科学技术的机会,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改革开放40年也是开拓创新的40年,谈到创新,我们也不要误解,不是事必躬亲所有技术全部要自己独创,有些方面需要我们学习别人先进的东西,打好基础,打开思路,形成有自己风格的创新产品。但是当下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体制对创新造成了极大的限制。仅从现在的学科评价机制看,大家往往急功近利,都想要马上做出一流成就,这种做法无疑太过短视。

年轻教授回国,如果要求他几年之内就要做出不起的成就,发表多篇论文,他是不可能有创新的。我们没有让年轻科学家静下心来坐冷板凳、攻克难关,没有允许失败的机制。创新很重要,但是必须建立相应的土壤和条件,需要非常宽松的环境和体制。我们丢失了很多很基础性的东西,现在我们自主设计建造仪器设备的能力很差,就像芯片,核心的东西不掌握,就很难超越别人,甚至受制于人。

对于青年学生,要做学问,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急功近利,要踏踏实实、持之以恒。眼高手低,短时间内做不出成果便泄气了,这是不行的。另外,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善于独立思考,要有很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善于和大家合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锻炼身体也是对意志的磨练,要把坚持不懈的精神应用到学习上。我现在还常游泳一千米,或快步走一小时。

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坚韧不拔、独立思考,是我对学生提出的要求,看起来最简单,其实也是最难的。(本报记者贡晓丽采访整理)

▲赵政国(前排中)与他的大学同学

《中国科学报》 (2018-11-20 第8版 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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