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学生们称呼我‘中国最美老头儿’就挺好，比‘泰斗’‘大师’‘资深教授’这些头衔更令我感到幸福。学术可以天天做，称呼就不需要了。”2014年，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三度请辞资深教授，仿佛就在昨天。

转眼4年过去，资深教授制度也一度淡出了人们视野，甚至被人们质疑为“空谈”。而就在近日，清华宣布建立文科资深教授制度，首批聘任18位文科资深教授，并给予他们院士待遇，资深教授制度又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

那么，由资深教授制度说起，又有哪些不得不提的问题呢？

警惕功能泛化

院士制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领域有，人文社科领域无。从1950年至今，这一天平就从未摆正过。

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介绍，1955年，我国设学部委员制度，均涵盖了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人文社科领域，当选者被称为学部委员。上世纪90年代，院士制度建立，但人文社科领域被排除在外，“其原因在于选拔的标准难以确定”。

储朝晖进一步指出，如果要在人文社科领域评选院士，依照当时的形势，学术水平很可能不会成为左右评选结果的唯一标准。如今形势虽有改观，但彻底地改变尚需假以时日。

二者的平衡需要有一定的调节方式。2003年，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其中一项举措：鼓励高校从实际出发设立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给予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院士相应的待遇。

这一制度也迎合了不少高校的需求。储朝晖指出，不少评奖与项目都看重头衔，不问项目的质量如何，一个院士的头衔就能压倒一片，文科资深教授跟院士享受同等待遇，那么，相应地在评奖的时候也就能实现所谓的“平起平坐”。

“现在要警惕的是把头衔变成标签，变成争资源、争名誉的工具。”储朝晖说，这是包括院士制度在内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尽可能让他的头衔用于专业领域，而不是把头衔的功能泛化”。

当然，这并不是资深教授制度建立的初衷。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别敦荣表示，资深教授制度是学校尊重人才的一种表现，把资深教授留住、不让他退休，从学校角度来说，可以让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上，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发挥重大作用；对个人来说，给予一定的待遇、相应的荣誉，也是学校对资深教授个人的礼遇。

是荣誉还是待遇

章开沅曾三度请辞“资深教授”头衔，他说：“不当这个资深教授，更多地是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点推动作用，否则大学没有希望。”这段话很真诚，也一针见血地戳中了当下高校“赢者通吃”的积弊。

“参考欧美国家的院士制度，获评院士是纯粹的荣誉，申请课题、经费，院士并无身份优势。”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由于不存在利益之争，院士评选没有跑要现象、年龄之争，“就是荣誉对当选者学术贡献的肯定”。

事实上，我国的外籍院士评选也与欧美国家院士评审相似，获评者只有荣誉，没有待遇。因此不会为学术特权大开方便之门。

资深教授制度也情同此理。别敦荣表示，资深教授是一种学术上的承认，是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资深教授由于年纪较大，已经过了最旺盛的学术创造期，并不太可能在专业上作出更大的突破。”

鉴于现在的环境，别敦荣认为，国内高校更应该引进建立的是荣誉教授制度。在国外高校，荣誉教授是终身制，授予在学术上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资深教授在国外往往称为senior professor，直译为“高级教授”，通常颁授给现职人员。

“荣誉教授制度的建立并不复杂，和资深教授制度一样，通常由高校自主设立，也不需要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然而，中国高校到目前还缺少相关认知，并没有把荣誉教授制度引进来为我所用。”别敦荣说。

参评标准引争议

资深教授的评定还曾出现这样的尴尬——在北京一所“985工程”高校中，全校公认首推的资深教授候选人，在两次评选中均被“拒之门外”。原因令人啼笑皆非。第一次参评时被卡住因为“年龄偏小了”，第二次参评被除名却是“超龄了”。

由于资深教授的制度设置，遴选单位为高校本身而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标准并非一刀切，原本应体现制度的灵活性。然而，高校是否用对了标准的灵活性，值得商榷。

一系列问题在拷问着资深教授的评选标准。储朝晖指出，如资深教授的人选能否经得起考验，其中包括为人的检验；本校范围内评选的资深教授，放在全国范围内能否够得上“资深”，甚至一些教授的观点10年内都自相矛盾，这样的情况能否获评？资深教授享受的是院士待遇，那么对于一些贫穷的院校甚至社会上的大家，是否就与此无缘？……

“应该设有相对刚性的标准。”储朝晖说，高校在评审要求中带有政治性要求，高校固然必须遵守，但往往实施的时候有可能走样。比如，受其影响高校会通过年龄、任职时间、有无在岗等因素设置障碍，造成更有水平者落选。

别敦荣则认为，资深教授的评选不同于评教授，需要达到硬性标准、必备条件，资深教授主要是根据候选人的经历和声望，由高校自身认定即可。但他同时提醒，制度应该规范，有无任职年限、是否终身制，仍然需要高校加以完善。

对于建立退出机制，别敦荣、储朝晖均表示认可。

储朝晖指出，首先应遵从资深教授个人的意愿，一些头脑清晰、名利心淡泊的人可能先行退出；其次，要看这名资深教授能否在专业上发挥切实作用，履行职责。“有时候情况很复杂，无法退出的压力来自于政府或高校。所以，目前退出机制真正遇到的问题是环境，没有相应的环境确保退出机制的产生和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