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贡晓丽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8/1/18 9: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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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清洁取暖还需因地制宜

 

■本报记者 贡晓丽

今冬,蓝天似乎多了不少,但雾霾的侵扰并未停歇。1月13日,北京市启动了今年首个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为期三天。一直以来,雾霾的成因众说纷纭,但燃煤污染是北方地区雾霾来源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控制雾霾肆虐,北方地区散煤治理已经升级为系统的清洁取暖工作。

“北京市通过近20年的清洁能源改造,已经实现了城六区基本无燃煤锅炉,同时城市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无煤化。”在近日举行的京津冀及北方地区散煤治理与清洁取暖论坛上,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钱文涛指出。尽管2013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的煤炭消费得到了控制和削减,但是三地对煤炭的依赖程度不一样,未来京津冀三地煤改气压力存在比较大的地方差异。

而在会上发布的《散煤治理与清洁取暖工作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则帮助我国北方地区推进清洁能源取暖改造工作提供了诸多技术路线选择。《指南》指出,不同地方在制定清洁取暖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地开展资源分析与长远规划。

北京二十年的“战斗”经验

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推进北方地区的清洁取暖,而北京在清洁能源改造方面的起始年份则可以追溯到1998年。

“1998年开始,北京推行从小吨位延伸到大吨位,从城区逐渐延伸到郊区的清洁能源改造路线。”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军玲表示,通过多年努力,北京共改造核心区、城乡接合部以及郊区共40余万户的散煤燃烧点。

从改造程度来看,北京的燃煤锅炉主要以煤改气为主,并且进行了低氮燃烧的改造,随着清洁能源改造工作的深入,空气质量改善的成效非常显著。拿二氧化硫来说,2013年北京的年均浓度是28微克每立方米,2016年则降低到10微克每立方米。

总结北京经验,首先是领导重视。王军玲表示,清洁能源改造过程涉及的问题很多,遇到一些重点难点问题还需领导亲自做协调工作。

其次是多部门的协调机制,“改造过程涉及环保部、发展改革委、经济信息化委、市政等多个部门,以及供电、供气企业,多部门协调形成合力才能够更有效地推进工作”。王军玲说。

“提前的规划和布局也很重要。”王军玲指出,北京在“大气十条”之后出台了本市的2013~2017年行动计划,还专门针对烟煤出台了工作方案和相关政策,“要提前谋划制定工作目标”。

对于锅炉改造,北京的标准倒逼机制也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严格控制排放标准,在各种政策压力下,锅炉达标促进了清洁能源的改造。”王军玲提出,未来其他地方在推进相关措施过程中,一是要统筹考虑、因地制宜,另外也要面对财政压力。

资源利用要因地制宜

北京经验诚可贵,但在许多地方的散煤治理与清洁取暖推进过程中,出现了各种挑战。《指南》指出:一些地方政策出台比较仓促,没有充分考虑各种潜在可应用的清洁取暖技术,技术选取较为单一;部分地区在制定清洁取暖改造方案时对不同技术的适用性考虑不足,技术应用缺乏可持续性;个别地区清洁能源改造方案的资金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出现了居民复烧燃煤的现象;部分地区在选择技术路线和具体实施过程中,对能源的供给和实施保障考虑不足,出现了极个别地区煤改气供暖实施进度与能源供给不能保障供暖的情况发生。

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解洪兴指出,散煤治理与清洁取暖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制定具体技术路线时,不仅要考虑改造技术本身的技术性能和适用条件,还需综合考虑城乡规划、电网和天然气管网等基础设施的需求、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供应、二次污染等因素。

解洪兴介绍,《指南》中提出不同地域选择不同技术路线时分成了不同区域,“城区一般以集中供热作为最优先的技术路线,对于未覆盖地区,可以利用工业余热、地热资源、燃气管网或者分户式的壁挂炉供暖等形式。”

对于城乡接合部,其最大的变动因素就是城乡规划,“我们要清楚哪些地方可能在未来的5~10年内会有比较大的规划变革,这会对整体技术路线的选择有非常大的影响”。农村地区供暖设施一般以分户、小型为主的,小型液化天然气(LNG)气站、太阳能光热、地热资源等都是可以利用的。

“推动清洁取暖的工作,不能将某一个技术路线和技术方向,在所有的地方都推广。”解洪兴表示,每个地方都应当针对本地的资源属性、资源禀赋以及本地的经济可承受能力,开发最适用的清洁取暖实施方案。

加强顶层设计

目前,京津冀三地在制定清洁能源改造方案和政策时,对不同技术的综合考虑不是很充分,现行的配套鼓励政策手段也相对单一,主要是以财政补贴和价格优惠为主。

为此,钱文涛提出了建议。首先是京津冀三地要加强顶层设计,要坚持规划先行,保障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筑节能,要通过政府管理层面、产业发展层面、技术进步层面和民生保障层面,构建全面的综合燃煤清洁能源替代的框架。

钱文涛认为,强化燃煤污染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部门的协调机制,强化联动机制,也是措施之一。应当从燃煤污染治理的政策目标和部门的职责归属明确各个部门在燃煤监管的相关职责。要围绕燃煤监管履行相应的职责,进一步完善部门协调机制,提高燃煤清洁能源改造的效率,强调政府的管理职责,推动各项任务的完成。

“要做到环境效益优先。”他指出,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合理的地区燃煤清洁能源改造的技术路线,应该要立足本地的实际,从能源资源禀赋、本地的热需求等多个方面,以需求定供热,制定技术路线。

还要优化经济政策的杠杆,拓展政府的资金渠道,加快清洁能源改造的步伐。钱文涛指出,要加快电力市场建设和电力体制的改革,逐步开放电力市场,支持电能替代的用户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企业进行直接的电力交易,降低用电成本。同时,要完善财政补贴、价格优惠的政策,提高政策目标的针对性。

加强燃煤清洁能源改造的宣传和技术示范同样重要,“要提高居民的能源消费绿色意识,围绕清洁取暖的政策解读,以及先进技术的应用示范加强宣传教育,建设节能减排教育示范基地”。钱文涛表示。

《中国科学报》 (2018-01-18 第8版 首都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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