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新红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7/9/15 1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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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古汉语:以科技为中心的汉字语言史

《科技古汉语》,李志超著,科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科技史学只是文化史学的一个分支。”李志超说,他希望从训诂的角度,让人们了解中国古代词汇的正解。因此,他写的《科技古汉语》是一本纯文史学著作。

■本报记者 温新红

先秦古籍中的“物”,原指牛,后扩张到动物,再后才有泛指实在物体或物质的哲学之义;《庄子·逍遥游》中的“野马”指的就是野地的马;“仪器”“机器”是最基本的科技用语,只不过“仪”字自隋唐起,失其原义——标准立柱;“机”字,从《庄子》《系辞》发展出抽象内涵——信息控制,则被现代哲学史家忘得一干二净;“时”字,春秋以前只指季节;“封建”一词,百年前是指周王朝的政治制度,被秦始皇明令废除了的,近百年却被用于指称一切皇权政治及其派生的社会上层建筑,等等。

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家李志超的新作《科技古汉语》中还有很多。

古汉语中还有什么误读?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科技史学著作还是文史学著作?作者如何能横跨科学与文史两大领域?

科技史学是文化史学的一个分支

李志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涉猎科学史研究,至今已40多年。1994年,他的著作《天人古义》一出版,就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尤其是在科学史、科学哲学等相关领域。

李志超的史学研究基本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实证性,一是思想性。在《天人古义》后,他又有《国学薪火》《中国宇宙学史》《中国水钟史》《易道主义——中国古代哲学精华》《新汉学论集》等著作面世。

“我做科技史,是出于一个考虑:大的工作需要从小的方面入手。”今年已82岁的李志超对记者说。

李志超关注古籍并发现其错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

1974年,李志超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是教物理的他,因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进入到著名科学家钱临照组织的科学史研究。就这样,他与科学史研究结缘。

很快,因有深厚的古文功底,李志超发现了沈括《梦溪笔谈》中一个错误。

1980年,李志超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科学史大会。随后,他就和同事打报告提议成立科学史研究室,招科技史研究生。1981年,中科大成为物理学史和中国科学史的硕士点,李志超招了第一个研究生。

李志超的视角从没有局限于科技史。

2006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科技史教学研讨会上,李志超提出一些基本课程内容的要求,除了社会发展史、科学发展史外,古代汉语、科技汉语、科技史、思想史也是必要教的。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李晓岑向记者表示:“中国的科技考古学科建设是从中科大开始的,这主要得于李志超先生的倡导,但从来不局限于科技考古,中科大的研究是思想和实践并重。”

这也是李志超一向的研究进路。

新书《科技古汉语》以训诂的方式,对重点文字和史料,用“解字”“释文”“说器”等方式进行分析解读。

虽然冠以“科技”二字,李志超也认为“本书为科技史学研究生提供解决古文献中的疑难做示范”,但书中内容远远超出科技史范围。

“科技史学只是文化史学的一个分支。”李志超说,他希望从训诂的角度,让人们了解中国古代词汇的正解。因此,他写的是一本纯文史学著作。

专业学者的艰巨任务

《管子·水地》的“物”原义只是动物,却被误解为哲学概念中的物质,李志超不无遗憾地表示,“本来是一篇极好的生命科学假说论文,却被说成是多位作者杂凑的烂文章。”

早期汉字许多是有具体指称的,慢慢才转化出抽象之义。无疑,要准确了解古代,真正读懂古典文献,就必须做艰苦的学术研究。

李志超认为,训诂考证不是件容易的事,一般性单字内涵宽泛,考证难度大,但科技名词内涵相对简单明确,容易研究。

可问题是,一直以来,传统的训诂学界对科技很疏远,而科技界则很疏于语言文字学。再加上迄今为止古汉语学科在科技文化史领域的开拓远远不够,中国科技史学不得不自行解决语文难题。

这并不表示科技古汉语自说自话,“没有孤立明确的科技汉语史,只有以科技为中心的汉字语言史”,李志超强调,科技是总体文化的主角,本身即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且与现实生活总体密不可分。科技文化的特性是思维务实而精深。从精深性说,与哲学最密切。古代哲学与科学不是泾渭分明的。

因此,科技汉语史的研究与中国哲学史关系密切,不仅宇宙学、物理学饱含哲理,生命科学和医学,还有复杂对象学科。

例如,“天”原即指日月星所在之上苍,后来用以指称抽象的大自然或宇宙。“地”之先只有“土”,如甲骨文、《周易》的卦爻辞、《尚书·禹贡篇》,也是仅指脚下生发草木的土壤,不包括山石河海。约从公元前7~8世纪出现“地”字,指义超越直观视野,与狭义的“天”对应。战国初期出现复合词“天地”,指称抽象的宇宙空间。

又如,前文提到的“物”,《管子·水地》《易传》《周髀》《灵宪》等古书的“物”或“万物”是动物的意思。张载的名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中的“物”也是动物,意思是“动物与我们是同类”。

“许多中国哲学史著作以抽象的物质解说这些古文,显然是错误的。”李志超说,现代粗心的学者犯此类错误通常是以今代古。人们太熟悉现代语言中“物”字的抽象意义,读古书时不假思索地就理解此字为物质、实体对象。

“现代流行字书、词典很多误导读者,怎么处理它们,这是专业学者的艰巨任务。”李志超表示。

科普家不应满足于讲故事

中国古代从四千年前就有极为严格的史官传统。因此中国的史学原典状况在全世界来说都是好的。

但是,任何历史资料都不可能完全地给出往事的全景。汉语历史漫长,文献丰富,使用人口众多,于是差异就变得极为复杂微妙。

“训诂”“考据”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翻译。时代在前进,这种翻译也会一步步加深。如汉代的郑玄和清代的戴震对《考工记图》的训诂在促进科技训诂上起了重要作用,但仍有许多疑难问题存而未决,他们受到时代、知识的限制。现在我们可以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古人。

李志超说,科技训诂的方法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关于古文献的可信度;须有文字史的发展观;复归史境求合情理;注意古人思维的质朴性;允许推理及不确定猜测;运用古音韵学,等等。

如宋人朱弁《曲洧旧闻》说苏颂造过假天仪,其实是不可信的道听途说;现在人们习惯于使用“仪器”“机器”,以致读候风地动仪之文竟未考证一下“仪”和“机”的真义;因为不知道古之棋有三种,所以现代人不能准确理解《淮南万毕术》中的“以鸡血和磨针铁末涂棋子,相斗不休”中的意思;《墨经》“端”字本意和现代一样,就是顶端、终端之义,只是有些人硬说那是几何点,甚至是原子,这就牵强附会了。

“物名的训诂便于将重大科学史事件始末研究串成一气,使猜测接近事实。”李志超说,科技古文的考据训诂原则上与普通考据训诂无异,但仍有其鲜明特色。物之理简单明确,可效仿福尔摩斯之法,进行推理。

不过,“训诂学若不敢涉入先进哲学和史学之列,将成朝菌蟪蛄。”李志超更强调语言与思维是密切相关的,“严密的科学和哲学思维必须上升到高级抽象水平,这既是高等教育的任务,也是科普工作的终极目标。科普家不应满足于讲故事。”

《中国科学报》 (2017-09-15 第6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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