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晨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7/9/12 16: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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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院士”朱有勇带科研团队下地踏出脱贫路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里,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朱有勇并非第一个参与扶贫的人,却很可能是当下这批“扶贫大军”中,第一个招收农民学员并亲自授课的院士。

这个秋天,他在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张罗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导班”开班了。首期240名学员均是来自当地十几个乡镇的农民,在班上,这些学员不学英语,不学“种子从哪里来”“苗如何培育出来”,而是将大部分时间用来跟院士一起下地,学习“马铃薯究竟该怎么种”“畜禽究竟该怎么养”。

不少人听后第一反应是“诧异”:院士还能比农民更懂得种地?或者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还要院士来教怎么种地吗?

这位“农民院士”却说:“做院士也好,做教授也好,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农民,会种庄稼的农民”。

少讲些道理给人听,多拿些成果给人看

澜沧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因东临澜沧江而得名,这里夏天“隔天就下雨”,人均耕地近6亩,无论是热量、水源、降雨,还是土地条件,都堪称“优越”,以至于朱有勇感慨“以这样的自然资源,这里本不该穷!”

但另一个情况是,当地的拉祜族是“直过民族”,即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少农民长期靠天吃饭,只种了少量的玉米、水稻和甘蔗,冬天基本撂荒,全县49.7万人口中还有13.93万人没有脱贫。

朱有勇来了,而且带着自己的研究团队一起来,手里还拎着两样东西——一样是“能转化到土地里”的科研成果,另一样是文化和技能。“扶贫先扶智”,“我们要手把手教农民朋友,‘把地种起来’‘不浪费任何一亩地’”。

不过,当朱有勇第一次把“冬季能种马铃薯”的消息带到澜沧县竹塘乡蒿枝坝时,蒿枝坝村不少村民都摇头:“冬季种洋芋?不敢相信!”

这其中就包括村民李扎袜,按照他的说法,以前村里从未在冬天种过马铃薯,再说,冬天种了,卖给谁?

朱有勇心里有一个主意:澜沧县地处亚热带,“冬无严寒”,避开降雨导致的病害多发期,种植冬早蔬菜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但这些道理很难和“相信经验”的农民说清楚。

他选择用事实说话。在当地政府和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委会的支持下,朱有勇发起了100亩冬季马铃薯示范种植项目。

其实,对当地农民来说,冬马铃薯是在冬闲的土地种植,不影响其他季节作物的种植,一旦产生收入,就是“净赚”。冬季马铃薯的也销路不必发愁,按照朱有勇的说法,冬季马铃薯在十一二月播种,翌年三四月收获,有了这个“时间差”,澜沧县就可以成为全国最早上市的鲜薯产区之一,不愁没销路。

“朱有勇”这块牌子吸引了不少蔬菜批发商的目光,他们总是打听这位“大院士”的行踪,看看他在哪里搞试验田,哪里能出新产品,哪个产品又能成为蔬菜领域的“爆款”。

河南信阳农民陈万伍就是其中一位。他常年在北京新发地做蔬菜批发生意,如今他基本“承包”了澜沧县冬马铃薯的销路。

村民刘扎丕用3亩土地“入股”种植冬季马铃薯,成了这个示范项目的参与者,如今,他的收获是“增收近万元”——这相当于他家此前一年的收入。

刘扎丕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马铃薯”,他们在其他季节也多少种过一些马铃薯,但“也就鸡蛋大小”,如今最大的足有两公斤重。

朱有勇说,“这一仗”下来,可以用3个数字来总结:亩产达到3吨,地头的收购价一公斤3元,平均每亩收入9000元。其直接结果是,十几户农民脱了贫。

“农民院士”的名声,算是传开了。

今年冬天还没到,已经有村民排着队,嚷着要加入示范种植项目。

云南农业大学校长盛军说,过去一年多来,朱有勇先后14次到蒿枝坝村,大半时间是在村里度过的。在村里,朱有勇和农民“谈天说地”,“教授种植方法”的村民活动室,如今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科技小院”。

扶贫不只是所谓的“奉献”,还能带来科研产出

当然,朱有勇并不是一个人做这些事,他把自己的科研团队带进了“扶贫大军”。

4年前,当年轻的女博士魏薇跟着导师朱有勇奔波五六个小时,放下行李直奔田间地头时,她有些困惑:“怎么刚开始博士生涯,就先整起了土地?”

朱有勇不仅懂农民,也懂自己身边的这些科研人员:“他们还年轻,如果来扶贫,只是所谓的讲‘奉献’,对他们的科研工作和未来前景没有帮助,谁有动力来呢?”

走进澜沧县思茅松林,一种名为三七的大宗中药材品种,正在这里生长。中国工程院派驻澜沧县竹塘乡挂职副乡长毛如志博士说,一旦实现大面积的有机种植,预计每亩产量可达50公斤至80公斤,村民每亩林三七可收入5万元至15万元。

然而,种三七有个难题,即种完一茬后,十几年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种植三七,农业上称这种现象为“连作障碍”。按照朱有勇的说法,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不停地探索解决“连作障碍”的方法,但收效甚微。如今,他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借助思茅松林下自然环境,攻克了三七育苗“连作障碍”的最后难关。

“解决了这些问题,于科研人员是巨大的科研产出,对农民也是巨大的经济收益,何乐而不为?”朱有勇说。

事实上,他自己的“成名之作”也来自土地。

有一次,朱有勇出差,途经云南省石屏县境内,路边田野里的奇异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些稻田出现了“稻瘟病”,而另一些间栽了高矮不同两种水稻的田里,患“稻瘟病”的现象则很轻微。“这其中的门道,是否跟农民有意无意栽两种不同水稻有关?”

朱有勇开始了试验,在试验田分小区试验,按照不同的间栽方式、间栽组合进行种植。这种看似古朴的种植方法,却有着重大的科研价值。

2000年,朱有勇团队的成果《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研究》,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国际知名期刊《自然》杂志发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植保界在这个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同年,这项成果被评为2000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之首。

这就是朱有勇教授团队找到的控制病虫害的机理:“物种之间都是相克相生的,我们就找一个它们之间的相互规律,合理地去配置它。”

他说:“我们的成果来源于农民,也要回馈给农民。”为了让农民搞明白,他专门编了12字的顺口溜:天拉长、地拉宽、站好队、换好位。也就是说,要改变播种节令,打破传统的农业结构;以前都是散种,现在排好队,科学地排列行距和株距;今年这里种这样,明年就种另外一种作物,利用植物间的相克相生减少病害,达到稳产、优产、高产。

“能帮农民兄弟解决问题,还能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叫幸福”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指导班”的招生现场,朱有勇总会向面试的农民提一个问题:会唱拉祜族的歌曲吗?如果对方回答“不会”,朱有勇则建议他“回去学一学”。

这在朱有勇看来很重要,“我不是教书呆子”,他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与农民、农村天然的有机结合,知道农民想要什么,大家一起搞生产,自然要快快乐乐地搞!”

朱有勇原本就是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农民,年轻时当过生产队长。1977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他考上了云南农业大学,一辈子从事农业生物多样性研究。

这样的经历用他的话说,先是“逃离”农村——农村太苦了,很多人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但阴差阳错学了农业,最终又回到农村,成了一个“更会种地”的农民。

当被问及怎么看“农民教授”这一称号时,他说:“做教授还能跟农民结合起来,解决农业上的问题,还能跟我们农民在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跟农民一起抽烟筒,我觉得这是挺幸福的事情。”

刚开始,村里的农民对这位来自大学的院士“敬而远之”,如今,见了他就亲近地叫“朱院士”,说他是一个农田里的庄稼好手。

今年夏天,云南农业大学科技处处长杨生超跟着朱有勇来村里调研,他亲眼见证了晚餐后村民拉着朱有勇,不愿他走的情景:三两个村民拉着朱有勇的手,十来个村民在外面围着,还有几十个村民跟在后面,有的手里还端着酒,一起唱着当地的民族歌曲《实在舍不得》——“你留下那情像火塘燃烧着,还有好多酒没喝,最怕就是要分开,要多难过有多难过……”

杨生超把这个情景拍了下来,视频至今还存在自己的手机里。有时,他会翻出来看看,提醒自己:“一位科学家,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值了!”

朱有勇的学生郭文峰至今记得一个细节,当他和同学一起问朱有勇:“老师,您印象里有没有让人感动的一件事?”

朱有勇沉思了一会说:“一次又累又饿的时候,一个农民给了我一桶土豆,我吃得很饱。”

在郭文峰的记忆里,朱有勇说这句话时,情绪很平淡,却如此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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