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才妃 陈彬 许悦 王之康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7/8/29 9: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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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初次就业率有意义吗


 

1.所谓“初次就业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业率的统计应该由什么机构操作比较合适?

赖德胜:从目前来看,高校公布的初次就业率还是比较准确的,全国性的数据是80%左右,像“985工程”高校的就业率会相对高一些。由于学生就业去向多,如读研、出国、创业等,而且经常发生变化,所以,目前还只能由高校自身来做统计。

储朝晖:中国情况较为特殊,高校没有独立的招生和毕业生派遣权利,学生由政府招生,因此,政府会更加关注学生的毕业及就业情况,就业率自然就由政府统计。但是政府统计会给各高校制造一定压力,比如一些高校就业率出现造假的问题。所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应该由第三方进行统计,并且其结果不与高校的办学与招生刚性挂钩。

史贞军:一般的就业率统计模式是在固定的时间内,各高校通过网络形式,将各自高校的就业数据定期上报、更新到教育部的就业信息平台,再由教育部进行统一的汇总和统计,掌握毕业生就业的进展。但初次就业率的基础数据由高校完成,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在初次就业率的统计阶段,学生一般尚未毕业离校,学校在工作中了解掌握学生的就业动态,统计比较便捷。

王建鹏:以前,统计就业率的口径比较小,包括正常就业,也包括出国、考研、灵活就业(如自由职业者)。不过,近些年,随着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口径已经分得很细,也更科学了。比如,有的企业让学生签实习协议,先考察学生,不直接签劳动合同。随着就业压力的逐渐增大,企业会先选定几个候选人,在实习三个月或半年之后,再留下其中一部分人签合同,学生在这段时间里就只能算实习。以前这种情况不算就业,现在也算了。

2.您认为初次就业率对学生以及学校的就业工作是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产生的正面意义更大还是负面意义更大?

赖德胜:初次就业率是衡量一所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对评价学校办学质量、专业设置等有一定指导意义,但不能把初次就业率作为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必须辩证看待。

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对就业要求高,选择了暂缓就业,准备下一年考研、出国,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如果按就业统计指标来说,这部分人无疑会拉低数据。

就业率是衡量专业设置合理与否的重要指标,就业率过低的专业可能会被亮黄牌,甚至会被停止招生,但其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我个人觉得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那些就业导向明显的专业,就业率的权重可以高些;而对于那些社会发展需要,但市场化程度不是很高的专业,评价其办学水平高低时就业率的权重则可以低些。

储朝晖:在其他国家,对于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往往是在学生毕业后半年,甚至1年才进行统计。我国一毕业就统计,恰好忽视了学生寻找合适工作的过程。因此我认为不应太过在意初次就业率的统计,而应该依据就业本身的过程,在与其相适应的情况下再来统计就业率。除此之外,初次就业率也不应与高校招生、高校绩效刚性挂钩。高校培养学生并不是单纯为了就业而就业,就业只是大学价值的一方面,我们如果只用“就业”这一个方面来衡量,只会让大学变得越来越没有文化内涵,缺失应具备的其他要素。

史贞军:初次就业率的统计,相当于是高校在就业季所完成的就业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初次就业率对高校的就业工作是具有意义的。

王建鹏:其实,初次就业率早已不是新概念了。一直以来,就业率都在被大家谈及,前几年,教育部发布的一个文件开始关注学生毕业半年后的就业情况,要求学校也要关注学生就业的追踪,因此才提到了初次就业率。也正是凭着后面的追踪就业率,这件事情才变得更加科学。

以前只谈初次就业率,学生毕业后与学校就没有关系了。现在不仅有初次就业率,还有半年后的就业率,这让我们意识到学生毕业后,还是要做好他们的就业服务工作。这项工作以前主要是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来承担,现在高校也要承担相应任务,因为并不是每个学生都了解人社局的工作。我觉得,正面意义肯定是更大了。

3.针对有些高校就业率“掺水”的现象,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也曾发布文件,禁止就业率造假,您觉得政府禁令是否能起到理想中的作用?

赖德胜:只要一件事被过分强调,就容易产生滋生造假的可能。因此,应辩证地看待就业率作为衡量高校办学质量的依据。如果政府过分强调其重要性,实行一票否决,高校就可能出现造假行为。大学造假是一件很恶劣的事情,因为大学本身是育人的场所,自身造假会对育人产生不良影响。要禁止就业率方面的造假行为,除明确要求外,可以通过抽检来甄别、核实数据的准确性。教育部现在不仅要求高校公布就业率,还要求公布就业质量报告。高校数据的准确性可以通过第三方,按一定比例随机抽检,让第三方机构向毕业生核实准确率。

储朝晖:我国之所以会出现就业率造假的现象,正是因为就业率统计与就业过程存在着不相一致的地方。学校被迫造假,造成了上报数据不可信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政府的禁令反而会冲击高校办学的过程,使得一些学校放弃培养学生精神文化成人的责任,放弃大学追求人生幸福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学生就业,达到就业率而做出一些工作。这使得大学的价值被大幅度降低,内涵也不再丰富。因此,在我看来政府的一些禁令恰恰起到了反作用,不利于大学的健全。

史贞军:就业率统计过程中可能存在部分高校提供数据“掺水”的现象,但至少在大部分负责任的高校中,都不应该存在这样的问题。至于部分学校的行为,片面追求数据上的好看,目前主管部门已经明确禁止,并要求各个高校年底公布就业质量报告,不但要看就业率数据,还要看多维度的考量标准。

王建鹏:这些文件对于高校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另外也确实会有限制作用。这些文件发下来之后,明确了“掺水”行为是严禁做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导向,告诉大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第二也是倒逼我们。要想减少这些“掺水”现象,就要思考如何把就业率变成实打实的,这也有其规范作用。

不过,有一件事还是没有做好,就是只有禁令,而没有一个督查机制。毕竟还是有人会打“擦边球”,如果有明确的督查机制,大家会慢慢收手。违反禁令的人会受到什么惩罚,没有“掺水”的高校会有怎样的鼓励,都是应该明确的。

此外,还应该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掺水”的事不一定都是学校在做,有些学生也会做。比如有些学生毕业后并不急于就业,但又不希望这一年时间在档案中空下来,因为这会涉及之后的社保、落户等问题,所以选择“掺水”。这部分学生的工作,对于学校来说并不好做。

4.您认为就业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就业质量?

储朝晖:我认为在就业率不再与学校刚性挂钩的情况下,才能反映出一定的大学办学质量与水平。如果就业率只是在被动的压力下产生的虚假数据,从某种程度上讲,就业率高的院校,其办学水平往往较低。

史贞军:数字不能完全代表就业质量。就业质量还包括很多因素,比如学生自身的满意度、用人单位的满意度、人岗匹配度等,是一个很综合的指标,不是一两个数字能直接体现的。只不过在现有的模式下,我们还脱离不了数据的统计方式。但就像人民的幸福指数也不能等同于GDP一样,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数据统计是衡量就业质量的若干指标中很基础的一个指标。

王建鹏:如果是卖东西,当然要先有质,量自然就上来了。可是对于高校来说,就业质量首先要由就业率来保障,没有一定的就业率,就业质量也将无从谈起。高校要关注大的群体,而且确实有不少就业困难的学生,所以量要首先得到保证,然后,在保证量的情况下追求质。

5.在您看来,衡量一所学校就业质量高低的标准应如何设定,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赖德胜: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很多,总的来说可分为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主观指标,如工作满意度等;客观指标,如收入水平、工作环境、就业稳定性等。最好是能够综合主观和客观评价衡量就业质量,但这不容易界定和操作。

就业率高并非一定是就业质量高,对比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在国外有些评价体系里,衡量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毕业三年后的收入水平,因为刚毕业时的起薪有时很难说明问题,但工作三年后,你的收入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毕业生能力和就业质量的高低。

储朝晖:对于不同大学,对其就业率的要求也应该有所差别。对于如清华、北大这类院校不需提出就业率的要求。而对于一些职业院校,它们侧重技能培训且专业性较强,对于这类院校可以设定就业率要求。同时,还应改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方式。

王建鹏:如今的一个现状是,全国没有一个关于就业质量的统一标准。我们查阅了很多文件,现在国家对于就业质量的评价不科学。

有些学校会拿企业的社会地位来评价学校就业质量的高低,比如有多少学生去了世界500强企业,这种现象很普遍,但不科学。以前有一个“就业典型”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个概念我觉得很困惑,是拿到很多offer叫就业典型?还是去了世界500强企业叫就业典型?就业典型都无法衡量的话,就业质量就更没有统一标准了。所以,我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标准,要解决的问题是“培养的人是不是能够按照我们的想法具有南开特色?”“培养的人是不是符合南开的工程素质人才的培养标准?”等。我认为,各个学校也是这样的情况。

其次,国家引导学生去西部、基层,去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去国际组织任职,去到那些需要他们发光发热的地方,这也应该是一个标准。

再次,从长远来看,学生的职业发展是不是足够好、雇主的评价高不高更重要。后者是我们评价就业质量的标准之一。但是,现在的就业质量评价考虑更多的是满意度、薪酬高低、稳定度等,这并不科学。

如果有可能的话,希望可以站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全国出台一个更合理的、统一的就业质量评价标准,而不是每年只让我们写一个就业质量报告,而且还不公布各校就业质量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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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仅仅是我国政府、高校关注的话题,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备受关注。但在就业率的统计机构及方式上,各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美国:由政府专职部门——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民间机构以及各高等院校,这四方共同完成。

其中,政府专职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或州地区展开就业率统计工作,同样采取跟踪调查的方式。而民间机构大多指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这些机构相比政府的全面调查,则更加关注不同院校各专业就业率、薪金水平等方面,对于新生入学、择校发挥着参考作用。

英国:高校就业率统计工作是由高等教育统计局和各大高校共同完成。就业率统计通常在学生毕业后的第6个月对其就业情况进行调查,且统计时采取跟踪调查法,统计毕业生1年或4年的就业情况。

在英国除高等教育统计局外,《卫报》《泰晤士报》等媒体也会参与就业率统计等工作。每年《卫报》《泰晤士报》等会对英国各大高校进行排名,其中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也是影响高校排名的因素之一。

澳大利亚:大学生就业率由政府统计部门进行而非教育部门。澳大利亚国家统计局官方每年都会发布具有权威性的大学生就业率统计报告,虽然某些第三方教育机构和高校也会参与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工作,但主导的还是政府统计部门。

日本: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统计主要是由主管国民福利和就业问题的厚生劳动省负责。就业率的统计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学校进行统计汇总后上报到厚生省及文部省;另一种则是由一些机关或新闻机构,以问卷调查的形式,给出毕业生整体的就业情况。(本报记者温才妃、陈彬见习记者许悦、王之康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7-08-29 第5版 大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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