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近日，据媒体报道，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主任、长江学者陈哲宇被50万元“绊倒”了。2016年年底，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他与3名同事犯贪污罪，陈获刑4年、被处罚金25万元。被以贪污罪名起诉1年多，陈哲宇始终认为自己的行为违规但没有犯罪，“这是体制问题”。在他看来，国家支持科研工作的经费不够匹配，作为科研工作者，自己及团队的待遇也未得到保障。

是个体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这是近年来每遇学术不端、学术腐败案都会引起争议的问题。从法律角度分析，追究一个人的法律责任，必须依据现有的法律，如果行为违反现有法律，那就需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果把违法责任都推给体制，个个都是体制受害者，那科研领域就会成为违法犯罪的重灾区（事实上已经是了）。而与此同时，必须分析个体的违法行为，是否有某种体制因素，即学术管理体制给科研人员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是否造成诸多不便。一些科研人员为顺利开展科研活动，不得已而采取某些违规做法，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

根据媒体报道的信息，陈哲宇称，为了报销一些程序繁琐而又合理必要的费用，以及在经费未分期到账时维持实验室运转，他和同事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陆续套出400万元的课题经费设立“小金库”，后来，根据科研贡献多少分掉了“小金库”中的50万元，这成为他们被指控贪污的源头。这需要从两方面分析。

一方面，即便陈和他的同事报销经费是合理的，是从搞好科研出发（报销该报销的，领取属于自己的），但这不是绕开“繁琐程序”的理由。设立一家公司，把科研经费转到这家公司，或者虚开发票，就存在“套取”经费的行为，会说不清道不明。近年来曝光的科研腐败案，科研人员的手法都差不多，包括成立一家关联公司，或者虚开发票、虚开劳务费等。对于这类行为，司法部门是明确将其作为职务侵占、贪污罪追究刑责的。

另一方面，从科研经费管理看，也确实存在不利于科研人员自主支配经费、顺利开展科研活动的制度障碍。比如，严格要求科研人员按预算支出科研经费，这表面上是为了避免经费被滥用，但并不符合科研规律，结果导致科研经费浪费。因为科研人员在申请项目时，不可能清楚地知道每一笔预算，往往会按项目评审方的要求，报上材料费、测试费、会务费等费用，而拿到项目之后，有的设备根本用不着买，但按预算必须买，有的支出必须支出，可却没有预算科目，为了完成项目，科研人员除了买回不需要的设备让其闲置外，还要想办法腾挪经费。而腾挪经费是科研人员常干的事，包括从上一个项目腾挪到下一个项目，因为如果要等资助经费到位再开展项目研究，很多工作就来不及开展了；从纵向经费（政府科研项目）腾挪到横向经费（与企业合作项目），因为纵向经费对劳务费有明确规定，横向经费领取劳务费则相对宽松，科研人员经常到纵向经费报材料费、测试费，到横向经费去取劳务费。

对于这样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我国科研人员多有抱怨，科研人员的大部分精力用到怎样腾挪经费上，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违法的陷阱。对于科研经费，我国科研人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花不动，赶紧花，胡乱花”——按照各种规定，经费花不出去，而为了完成项目验收，必须赶在某个时间结点把钱花完，于是胡乱花。

针对这些问题，去年7月，我国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明确要求，要按照科研活动规律和财政预算管理要求，完善管理政策，优化管理流程，改进管理方式，适应科研活动实际需要。《意见》加大了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力度，提高人头费比例，对劳务费开支不设比例限制，并明确年度剩余资金可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

但《意见》下发后，有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并没有调整管理方式，原因在于担心承担责任。舆论也担心，给科研人员更大经费自主权，会导致更大程度的科研经费流失，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科研管理体制，由预算管理到推进财务信息公开，由行政评价到实行学术同行评价。也就是说，在把经费支配自主权交给科研人员之后，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公开所有经费支出信息（具体到细目），以接受师生和社会监督，与此同时，要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科研人员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贡献，由此把科研人员的精力引导到做真的学术研究上。这需要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意见》精神，清理过时的科研经费管理规定，并结合《意见》，推进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整体管理改革，因为说到底，科研经费的使用、科研人员的考核评价与激励，是整体管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