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喻思娈 来源: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2017/5/2 16: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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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不端为何难处理:制度衔接仍存在盲点

 

不久前,因涉嫌同行评议造假,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从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据统计,这些论文涉及77家单位,包括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知名高校和医疗机构。撤稿事件既反映了以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的弊端,更暴露了我国科研诚信文化的长期阙如。

评价体系问题不能掩盖造假的“是非”

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宣布撤销已经发表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大陆。同年,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中国作者的论文。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杰介绍,《肿瘤生物学》杂志利用2015年撤稿事件掌握的虚假同行评审信息反查了2012—2016年发表的所有论文,从而发现这批涉嫌造假的论文。

有研究表示,医学论文占全球论文总数一半左右。医学论文产出数量大,但总体质量不高。2016年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成为OA(Open Access,开放获取)论文产出第一大国,但中国作者在声誉较差、影响力较低的OA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巨大。研究指出,2015年,中国在SCI收录OA期刊支付APC(论文处理费)金额名列第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说,一些影响力低、不严肃的期刊商业味过重,而我国看重国外期刊发表的论文,可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本次撤稿的论文集中在医学领域,不少作者处于临床一线。有研究者指出,用同一尺子衡量“拿手术刀和做基础研究”有不合理之处。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科技法专家肖尤丹认为,科研评价的前提是真实,不能因评价体系自身的不合理掩盖造假的“是非”,造假触及学术研究的底线,“如果不辨是非,把责任转嫁给评价体系,是站不住脚的。”

肖尤丹认为,开展健康或者医疗研究是增进整体社会福祉的重要部分,国家必须加强在这方面的投入,公立医院和科研机构也有义务承担相应责任。但同时,“数论文”的评价方式,也暴露了我国医院或医学研究单位在科研投入及科研评价投入上的不足,反映出医院管理部门对于如何有效评价医生缺乏深入思考。

医学界人士指出,对医生诊疗服务进行量化依然能有所作为。比如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对医生的诊疗服务情况、效果和水平进行长周期、动态化的记录,用以解决对医生诊疗服务评价的基础数据收集,从而在数据上保障对医生的持续性考核和分阶段定期评价工作。

管理部门、科研组织和涉事者所在单位应主动作为

2015年连续撤稿事件发生时,中国科协联合相关部门专门提出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准则:不由第三方代写论文;不由第三方代投论文;不由第三方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不提供虚假同行审稿人的信息;不违反论文署名规范。

2016年5月5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论文造假者进行集体通报,不仅要追回相关项目的科研经费,同时也勒令取消他们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尽管如此,也没有阻止他们继续顶风冒险,伪造同行评审。

科研不端行为何难处理?肖尤丹分析,一方面是我国社会诚信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是学术共同体在行使学术权力方面能力严重不足,涉及科研诚信问题的学术责任和法律责任在制度衔接方面存在诸多盲点。促进科研诚信建设不但涉及学术权力的行使,也需要行政权、司法权的配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第六章法律责任中对于被资助者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主要是警告、暂缓拨付基金资助经费、撤销原资助决定,追回已拨付的基金资助经费。情节严重的,5至7年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但是,这一法律责任是否也扩展到国家其他财政科技资助项目,目前尚无任何规定予以明确。从而导致《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规范范围有限,威慑力不大。”肖尤丹说。

不过,肖尤丹认为,面对科研不端行为,在现有的法律体系或规章制度下,科研管理部门、科研组织和涉事者所在单位仍然应当主动作为、积极处理。此外,科技管理部门或者协会、学会组织也能采取通报批评、公开处理等方式,明确立场。

“我们并不是没有法律法规,而是有法不依、依法不严。单位担心影响自己的声誉,也不想得罪人,把问题推向评价体系,是推卸责任。如果没有明确的态度,则治标不治本。”肖尤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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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 18:28:33 xlsd
盲点不少
2017/5/2 17:15:15 raily
针对“低覆盖度防沙治沙原理及技术通过鉴定”由于我不断通过相关机构中纪委巡视组举报,责成国家林业局纪委但对此不管不问。张守攻不遗余力支持这场造假的学术鉴定,更没有见到蒋有绪、刘恕、尹伟伦、魏江春等“院士”们作为鉴定者的回应。倒是看到《绿色时报》时间:2017-01-12又一则的报道:“.....凤凰卫视《问答神州》栏目播放主持人吴小莉对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的专访。张建龙指出,“一定要适地适树,一定要把密度控制好”。此前,国家林业局已安排科研攻关,中国科学家也已在荒漠生态系统人工造林上开展了大量研究。中国林科院杨文斌团队牵头,组织干旱、半干旱区的29家科研单位,历经10余年,提出了一套低覆盖度治沙理论,以自然为师,破解了造林密度与水分胁迫这一难题.........”我认为,任何工程体系或标准体系,都有其核心科学思想或方法做支撑和灵魂,恰恰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亲自为此学术剽窃站台,欲盖弥彰,也更坚定了我维护核心知识产权的意志和决心。如果全社会都能坚持知识产权意识,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建成创新型国家体系。


2017/5/2 17:14:54 raily
当下,要改革科技领域的官本位和既得利益者群体维护旧有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戳穿他们的“皇帝新衣”,关键是我们要弄清楚两个问题:(1)、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讲,什么是科研成果?(2)、收获名誉及利益和收获成果是否分离还是一致?显然,如果科技评价是数项目、数论文,而不管论文的实质,造假的激励和激励造假的积极性就越高。我们几乎近20年陷入SCI 的泥潭,其负面激励效应一方面模糊着科研的公正透明,一方面也在磨灭着改革和创新潜能,消弭着国家纳税人的科技投入成本,谁来问责?这是科技领域反腐败的关键举措。显然,如果我们把跟踪、跟风、“习题”和任务式的论文和具有真正原始创新或解决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论文区隔开来,就很容易发现什么是垃圾论文,20年来,我们的官本位体制创造巨量的垃圾论文,但并没看到有原始创新的成果。这些垃圾论文催生了大量官员、科技官员和投机取巧者收获不当的名誉、权力和利益。而真正收获成果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被边缘化和逆淘汰。当前,国家应像对农业补贴一样,一视同仁地鼓励具有创新成果的各类国有和民营科技主体,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用市场机制淘汰不合格科研主体,而不论体制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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