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教育家，我国自然科学史与自然辩证法学科奠基人之一，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袁运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4月12日凌晨3时58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8岁。

袁运开同志出生于1929年2月12日，江苏南通人，195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至1947年在南通中学学习。1947年9月考入国立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学习。1951年8月大学毕业后进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任教。1978年5月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1月晋升为教授。1979年8月，被教育部任命为华东师大副校长，是新中国第一位民选的副校长。1984年6月至1992年12月，担任华东师大校长。1994年底退休。1998年6月28日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袁运开同志长期从事物理学史、自然辩证法和理论物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先后任华东师大物理系系主任、自然辩证法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上海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协理事，上海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物理学会普及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科学》杂志常务编委，《辞海》物理学分科主编，国家《科学（7-9年级）课程标准》编写组第一负责人等。他是我国最早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之一的华东师大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开创者和带头人，先后担任普通物理、电动力学、原子核理论与自然辩证法以及科学史本科及硕士专业的教学与研究生培养工作，对华东师大物理学史、科技哲学两个硕士专业及物理系的创建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袁运开同志长期关注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以及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他通过比较中美一流大学，在高师教育的体制、办学方向、师资培养、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学科教育以及中小学教育的学生质量目标和课程、教材改革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他先后担任上海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高校师资管理研究会理事长，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高师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在中学课程教材改革方面，均有极高的建树。

袁运开同志对华东师大的改革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学校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改革开放之后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肩负起了学校改革发展的重任，提出了“扩大、提高、开放”的学校建设具体设想，推动学校在教育体制、思想、内容、方法等方面的改革都走在前列，为把华东师大建设成一流的高等学府做出了不懈努力。因其在教育管理工作上成绩卓著，1986年荣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奖励证书，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特殊津贴。

袁运开同志恪守华东师大“求实创造，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在为人做事方面为后人树立了典范。袁运开同志退休后，仍十分关注和支持华东师大的各项工作。尽管组织上退了休，思想上仍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关心国家大事，坚持看报学习，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同疾病作斗争，保持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革命本色和优秀知识分子的好学求真。高尚的人格魅力使他在全校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终生践行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更是党和人民信赖的教育家，是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

几十年来，我换过几次专业方向，经历过多个不同性质的岗位转换，每改变一下位置，我总是兢兢业业于新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新的努力方向。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大成绩，可是，无论在什么岗位，或者从事什么专业工作，我都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而且努力实现自己的工作目标，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同志们、同事们和同行们的肯定。

最近几年，我仍然在为学校的教师教育、国家和上海市的普通教育做着一些具体、琐碎的工作，包括课题研究、教材编写、鉴定论证等，虽然我的年事已高，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但我有这样一份信念，只要还能做一点工作，我就决不会推辞，尽管作用有限，我还是愿意多出一分力、多发一分光。

—— 袁运开

缅怀 | 袁运开：一个甲子的丰盛记忆

惊悉老校长袁运开先生于2017年4月12日凌晨逝世，我们节选华东师大档案馆两年前编撰出版的《丽娃记忆——华东师大口述实录》袁运开校长口述文章，深表缅怀和纪念。

工龄与师大同龄

1987年1月签发的华东师范大学工作证

问：袁校长，您好。首先请您回顾一下您来华东师大之前的求学经历。

袁运开：我的家乡在江苏南通，小学前三年在小学堂读书，抗日战争开始后到乡下逃难，后来回城进了私塾。那时私塾主要还是教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约一年后才进小学，小学毕业直升南通中学，初中毕业也直升高中。在初、高中我的成绩基本上每年都是全班第一名。

1947年7月袁运开毕业于江苏省南通中学时的毕业照

1947年中学毕业后，我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当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我就考了“青树”奖学金，并被录取。这个奖学金是全国范围的，入学后每学期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就可继续取得奖学金，一个学期能拿一定的钱。解放前两年，也就是我大学一、二年级都是靠这个奖学金维持伙食费及其他学习、生活所需。解放后该奖学金停办，我申请了助学金，平时也做些兼职家教，辅导初中学生的语、数、外，赚取些学习、生活费用。随后我的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姨兄答应经济上给我些帮助，虽然钱不多，但在当时也可以过得去了。大一、大二时期，很多优秀老师出国深造，专业师资基本上是教学型的。到大三、大四时期，就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师，譬如程开甲，后来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他教我们量子力学；卢鹤绂，后来调到了复旦大学，当时教我们理论物理；还有何增禄，教我们光学，后调到清华任原子能系任系主任。这些老师都是著名的教授。

1951年7月袁运开毕业于浙江大学理学院物理系

1951年我从浙大毕业后，被分配至华东师范大学。我们是第一年正式实施统一分配，大家都服从祖国需要。当时全杭州市大学毕业生在7月份全部集中学习一个月，总结四年学习情况，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一个月后，也就是8月份，我来到华东师大报到，那时学校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当时没宿舍住，我们就住在原大夏土木工程系的实验室（现在的办公楼西楼），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后来才调整到集体宿舍。

问：您是华东师大物理系创建与发展的见证者，请您谈谈物理系初创时的情况。

袁运开：我来的时候物理系正处在新建阶段，当时一共只有7个老师，分别是：两位原大夏大学讲师、两位原光华大学助教、一位从外面请来的代理系负责人、一位从南京大学分配来的同志以及我，这样我们就组成了一个系。同时聘请大同大学的张开圻教授兼职教普通物理课，他物理学教学经验丰富。

1958年与物理系应届毕业生支部的同志们合影。（二排右二为袁运开）

建系第一年，物理系招了一个班的学生，大概50个学生左右。我主要做普通物理课的助教，由于当时刚建校，接收仪器设备、书刊，布置实验室的工作相当繁杂。物理系当时在办公楼后面的一个平房（现中北校区图书馆前草坪的位置，靠近办公楼）里，现在都拆掉了。那个平房只有150平方米，里面还有一个化学系的实验室，这样属于物理系使用的面积就更小了。

1960年建成的物理楼

物理系发展的大契机是1952年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陆续从其他高校调来许多优秀物理教师。当时交大和同济变成了工科院校后，它们的物理、数学等系、室的教学人员，除保留为学生公共课教学需要的教师外，其他的老师都分别调配到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这样一来我们师资力量就加强了。另外还从其他学校，如大同大学、沪江大学调来一些教授，这样我们物理系一共就有了9个教授，力量一下子壮大起来了。后来物理系就搬到了圣约翰大学的理科大楼及西门堂上课、做实验，教师也住在校内。1951年的物理系主要依托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基础，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随着交大、同济、大同等大学物理专业教师的调入，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调来的大量书刊、仪器，物理系自身有了大发展。1955年物理系搬回华东师大中山北路校区新建的物理馆，1960年物理楼建成。

坚持师范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问：从1959年开始，您历任华东师大物理系副系主任、系主任、副校长、校长，尤其是1979年由民主推荐到副校长岗位后长期从事学校管理工作。请您从校长的角度，从成立研究生院、成人教育学院和设立辅修专业等方面，谈一谈那个时期华东师大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举措和策略？

袁运开：当时在人才培养上，我们有两个重要的想法。一方面是要发挥重点师范大学的优势和长处，要多层次、多渠道、多方位地为国家多培养人才。因而不仅仅是本科层次，还要建立高层次的研究生院。我们学校真正按照硕、博士学位要求来培养人才是从1982年开始的（1981年得到教育部批准），在中国高校里算是比较早开始发放这两个学位证书的。1986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我校试办研究生院。自此相对于以前的研究生进修班而言，华东师大的硕、博士教育更加规范。1996年正式成立研究生院。

另一方面，我们强调师范性和学术性的统一。第一，师范院校的教师，可以不是各个学科只围绕教育进行研究，其他“高、精、尖”的研究我们都可以做，否则业务水平难以提高。所以我们在教育部直属六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其他院校都很支持。但是当时的教育部领导认为我们这一想法是想“脱离师范”，他们认为，搞“师范”的人，只能围绕“教育”来搞科研，并在报纸上对我们做了“不点名”的批评。但是，我们还是坚持了这个意见，我们觉得这是适宜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二，我们感到师范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不能只针对中学里的一些基础课程，这样无法打开学生视野。所以我们就提出“专业学科建设要深化内涵，扩大外延”的理念。深化内涵就是要提高专业教学质量与学术水平；扩大外延就是说我们专业涵盖面要扩大，要增设新的专业，培养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这个理念得到施平书记、刘佛年校长等校领导的鼎力支持。在这个基础上，很多新的专业和研究型实验室就逐步建立起来了。譬如1979年，我们建立了计算机系。当时有上海的知名人物说我们是“不务正业”，后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来考察，看到有几个华东师大二附中的同学在用计算机，他说了“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样的话，让之前的争论逐渐平息了下去。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再譬如统计系，华东师大是全国最早建立起这个系的高校，以前有统计专业，但没有独立成系。《数理统计》杂志是我们负责的，统计专业还曾是全国重点学科。还有环境科学系、图书馆系、对外汉语系、影视文学系，我们学校都是比较早建立的。

推进国际合作与交流

问：当时华东师大除了加强学科建设外，在国际交流方面也取得了开拓性的发展。请您介绍下当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情况。

袁运开：国际交流处本来叫外事办公室。但是，要扩大师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学术水平，只着眼于国内是不行的，必须要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因此就更名为国际交流处。另外，当时与港澳台的合作交流也很多，我们还培养了国际交流生（留学生）。

开展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华东师大的师资力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老教授多数已经60多岁了，中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亟待提高。要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师资队伍，一定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

袁运开（左）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参观肖洛教授实验室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东师大开始扩大国际影响力。当时存在国际交流经费问题。1981年学校开始接受世界银行贷款（1981年11月签字，1982年2月生效），初到校总额为527万美元，二期又增加了100多万美元。学校利用这笔经费购置进口大型计算机系统、超导体核磁共振谱仪等设备，并拓展出国交流。于是更多的教师有机会出国进修，更多的国外教师被引进讲学，如物理系的激光研究请来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的肖洛教授，并带动一批青年教师出国进修，我们也送了好几批中青年教师到肖洛教授那里去做研究，这为光学学科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当时我们两手抓，既有教师出国进修，也有教师国内进修。我们通过校际交流，先后选送一批教师去国外进修，也有少数同志因取得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国内有些学校和研究机构有高水平指导教师，我们也派青年教师去进修学习。这样多渠道并举，多年下来几乎所有中青年骨干教师都得到进修机会，促进了他们学术水平的提高。当时教师进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教师的英语都不太好，很多人以前学的是俄语。所以我们学校专门建了一个外语培训中心，组织教师进修半年英语，为出国交流提供条件。我们的外语考试中心也随之建立。

问：从校长岗位退下来以后，您自己也曾去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进修，进修背景和情况怎么样？

袁运开：1994年教育部派我到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看看有哪些经验和优点可以被我们吸收利用，我也和那里的教授进行比较高等教育的合作研究。回来后我写过一份报告，详细阐明了他们的长处，包括课程设置、学校管理以及学科研究工作、文化设施等等。

问：1998年6月您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请问欧亚科学院是一个怎么样的机构？

袁运开：欧亚科学院是一个国际学术研究机构，具有科学院的性质，是民办的，不是官方的，但是学术性很强，权威性很高。它的总部设在乌克兰，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等地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都有参加，选拔成员的学术研究成果要求也比较严格。

1998年袁运开（左一）获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当时我受到北京、上海好几位同仁，包括华东师大陈吉余院士、中国科技史研究所的一些老专家以及上海的科技史专家胡道静院士等的推荐，成为院士候选人。中国科学中心通过以后，报世界科学院全体院士大会审议通过并被授予聘书。后来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还联合推荐华东师大的张奠宙教授担任了欧亚科学院的院士。

2013年6月，在师大一村寓所为华东师范大学大夏学术网题字

问：作为华东师大的老校长，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对未来华东师大的展望，您的期望会是什么？

袁运开：当然希望华东师大能够成为一所高水平大学。师资要强，学科研究水平要高，对国家的贡献要大。学生们不仅学风好，素质也要高，要真正愿意为国家贡献力量。

袁运开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将于2017年4月16日(星期日)上午9:30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治丧工作联系电话：021-62232214，62232224；联系传真：021-6257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