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霁翔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布时间:2017/2/18 1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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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怀念文物保护专家郑孝燮先生

 

郑孝燮(素描)
 
罗雪村作

 
 

楼兰古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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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胜门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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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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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筒子河
 
这些名胜古迹因郑孝燮先生的呼吁得到更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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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岁的郑孝燮先生走了。我想他一定是了无遗憾的!长命百岁,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美好祝愿。而他的百年,是有质量的百年。对国家、对事业、对亲人,有眷念,没遗憾!
 
2017年春节前夕,当我像往年一样,做好了看望郑孝燮先生的打算,他却提前离开了我们。20多年来,难以计数多少次向先生请教,而每次感觉都是那么轻松愉快,没有交流障碍。我想这种感觉,一方面来自于先生的谦和儒雅、奖掖后学的品格,另一方面来自我们共同的专业背景:同样毕业于建筑学科,同样长期从事城市规划实践和理论研究,同样热爱文物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业。因此,在向先生请教的过程中,我总是获益匪浅。
 
郑孝燮先生是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的前辈学者,拥有很高的学术声誉,作出过突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先生也是名副其实的文物保护专家。他的丰富经验和学术思想,长期以来对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实际上,在我的眼中,先生更是促进建筑、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三门学科融合、创新、发展的实践者和先行者。
 
古都卫士
 
郑孝燮先生长期生活在北京,对这座文化古都充满感情,对于北京文物古迹的抢救性保护更是竭尽全力。人们记忆犹新,在他的呼吁下,北京德胜门箭楼得以免遭拆除,卢沟桥得以停止机动车行驶。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北京地区开展的每一项文物保护的重要行动,都可以看到他和多位专家学者奔走的身影,凝结着他们的心血,记录着他们的艰辛。比如,看到天坛内坛中轴线的旁边,由于长期倾倒弃土,形成又高又大的土山,严重破坏天坛的原有面貌和意境,他大声疾呼搬掉土山,使天坛恢复了庄严景观和优良环境。再比如,看到400多条污水管向故宫筒子河排放废水,造成环境污染,他又为此疾呼开展清淤,使故宫角楼的倒影再次映照在筒子河水面。
 
2002年9月,郑孝燮先生和侯仁之、吴良镛、宿白等25位专家、学者致信国家领导,题为“紧急呼吁——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建议“立即停止二环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迅速按照保护北京城区总体规划格局和风格的要求,修改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针对北京城市建筑,先生认为创新与传统不可分割,“中而新”应是首都建设风貌的总基调。指出“所谓‘中而新’,包括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城市建设现代化对传统要有所继承和发扬,同时把外来营养化为自己的血液;二是创新应导致北京建设风貌的多样化,形成比较丰富的、完美的、有机的整体特色”。2002年10月,郑孝燮先生又积极呼吁整体保护北京皇城,提出皇城保护的“三低原则”,即“低人口密度、低建筑高度、低交通流量”。
 
“文保”委员
 
郑孝燮先生自1978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连任3届。在此期间,他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以及此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中。例如1981年6月,针对当时外贸部门经常深入各地收购文物,客观上助长了文物偷盗、古墓盗掘及投机倒把,直至最后大批文物外流,先生提出“今后应发展文物复制品出口,并禁止文物原件出口。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领导、专家、教授研究,提出意见,慎重决策”。这一建议影响深远,奠定了此后流散文物保护政策的基础。
 
1985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联名提交政协提案,呼吁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利于我国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和保护,加强我国在国际文化合作事业中的地位”。这一提案引起高度关注,同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从此拉开了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序幕。经过30多年努力,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正是有先生等前辈政协委员树立的榜样,此后历届全国政协都有不少为保护文物而深入调查,奔走呼吁,联名提案的委员,使文物保护成为政协委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1989年,我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期间,探索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工作。这一以往没有开展过的保护规划目标,当时并未引起人们关注。但是,当我请教先生时,得到了热情鼓励和指导,经过报批,北京市政府确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年,我回到北京城市规划部门工作后,又开始组织编制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再次获得了郑孝燮先生的积极支持。2001年8月,郑孝燮先生撰写了“赶快规划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保护区”一文,指出“这是个化整为零,分散成片,相对集中保护古都历史风貌的重要规划方案”,并强调“北京旧城的25片保护区的决策和经验在当前也是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借鉴的”。
 
早在1993年1月,郑孝燮先生就写信给当时的建设部周干峙副部长和储传亨总规划师,建议研究改进“旧城改建”的提法。指出“旧城改建”的提法,虽然沿用已久,但是毕竟不够完善,有很大的片面性,特别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旧城改建”的提法很危险,会误导公众,建议改为“旧城改建与保护”。这一建议经过建设部领导批示后,刊登于《城市规划通讯》,引起全国城市规划系统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城市文态环境保护的概念,指出“在我国,除生态环境保护外,我认为还存在另一种环境保护——即城市的文态环境保护”。什么是城市的文态环境?简而言之,就是以建筑整体布局形象为主导而形成的贯穿着“美的秩序”的城市环境文明。
 
“三驾马车”
 
在文物系统,提起“三驾马车”,尽人皆知。面对一些地区出现破坏文物的情况,郑孝燮先生会同单士元先生、罗哲文先生,马不停蹄地奔赴当地,及时开展文物保护状况调查,呼吁对处于险境的文物古迹实施抢救,树立起挺身而出保护文化遗产的不朽形象。“三驾马车”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文物大省更是经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从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到山西晋祠、大同华严寺;从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敦煌石窟;从邙山古墓群,到秦始皇陵、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从定海古城,到丽江古城、平遥古城。数万公里的忘我奔走,20余年的大声疾呼,使一处处文物古迹、一片片历史街区、一座座文化名城得以依法保护,如今许多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98年5月,单士元先生病逝,郑孝燮先生曾深情回忆道:“史无前例摧文明,七十余年紫禁城。祸起萧墙拨乱后,匹夫老马三人行。三驾马车二十年,金刚护法叟为先。鞠躬尽瘁魂归去,洒泪追思悼国贤”。昔日的“三驾马车”不知疲倦地奔驰在祖国大地,今天三位先生相继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们的精神永存,激励一代代文物保护者坚定前行。实际上,先生和侯仁之、吴良镛、谢辰生、傅熹年等专家学者拥有的深厚友谊,也都堪称典范。人们经常看到他们一起赴文物保护现场调研,共同出席文物保护论证会议,联合签名上书呼吁抢救性保护。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之间的友谊,成为推动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赢得了全国文物保护人士的普遍尊敬。
 
两大倡议
 
十几年来,我多次收到郑孝燮先生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建议的来信。例如2003年他不顾年近90岁高龄,参加了甘肃、新疆等地文物保护考察,自敦煌出发,西出玉门关,穿越被称为 “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考察了楼兰、龟兹、交河等处考古遗址保护状况。回京以后,先生会同谢辰生、罗哲文、徐苹芳等几位专家,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反映沿途所见文物保护存在问题,特别是对古楼兰国遗址保护状况“极为忧虑”,希望国家文物局给予关注,加大支持和投入力度。对此,国家文物局通过深入调研,将情况及时上报国务院,引起高度重视,批准设立新疆大遗址保护专项资金,随后启动了全国大遗址保护行动计划。近年来,实施大遗址保护,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得以推广至全国各地,得益于先生和专家们的呼吁。
 
2005年7月,郑孝燮先生与吴良镛、谢辰生、傅熹年等11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国家主要领导,倡议我国设立“文化遗产日”,希望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使广大民众更多地了解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行动。仅仅几天之后,来信得到回复。当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为了表彰专家学者对设立我国“文化遗产日”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第一个“文化遗产日”前夕,国家文物局决定授予郑孝燮先生等11名专家学者“文物保护特别奖”。当我把“文物保护特别奖”证书送到郑孝燮先生家中时,先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如今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已经成为亿万民众共同的文化节日,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愈来愈深入人心。
 
郑孝燮先生无比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为我国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退休以后,先生本来可以选择优裕、安定的生活,但是他却凭着对祖国文化传统的热爱,选择了文物保护这一在当下极其艰苦的工作,并作为长期奋斗的事业。先生一直强调,文物保护不仅仅是文物部门的事,还应该是综合的、全面的事业,通过多学科广泛参与,才能实现更加有效的保护。文物保护是全民的事业,人们不论年老与年少,不论在职与离退,也不论业内与业外,都可以加入到保护的行列。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09年6月,在第四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时, 为了表彰对文物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先生“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
 
故宫情怀
 
故宫是郑孝燮先生毕生关注、研究的对象。在他的专著和讲话中,故宫是永远的话题,特别是对于故宫整体保护有着独到见解。1995年9月,他在《紫禁城的布局规划》一文中提出“保护紫禁城决不能独善其身,决不能失去外围——即皇城及内城——的整体保护关系。就是说,要由内而外和谐地过渡,取得渐变的协调风貌关系”。10年以后,2005年5月先生又撰写了《古都北京皇城的历史功能和传统风貌与紫禁城的“整体性”分不开——迎接故宫博物院八十华诞》一文,进一步强调“对故宫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除对它本身的‘真实性’外,必须连同它的外围‘整体性’在内。”“所以,紫禁城的保护不可以独善其身,而要结合皇城的保护,达到整体性的统一和谐”。
 
2002年,国务院决定启动“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为了保证工程顺利实施,文化部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郑孝燮先生成为成员并积极参加咨询会议,提出不少具有建设性的意见。2012年初,我从国家文物局局长岗位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对此,先生再次给予了积极鼓励。他不但向我讲述这一岗位的重要性,而且谈到了其独特性和艰巨性,鼓励我努力做一名称职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他饱含深情地讲到,“紫禁城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我们应该世世代代把它保护好,并完好地传给子孙后代”。每当想起先生的这番话,都令我心潮澎湃。先生对故宫、对中华文化的真情挚爱,激励我们努力推动故宫博物院事业发展。
 
培养之恩
 
十几年来,每年春节期间,我都要到郑孝燮先生家中看望。由于正月初三是清华大学“老同学”们看望先生的固定日期,所以正月初四的上午就成为我拜访先生的时间——他总是把这一时间留给我。近些年来,由于老伴“看得紧”,先生参加各项活动的场合越来越少,春节也就成为我每年向先生当面请教的难得机会。
 
老伴去世以后,先生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是2013年春节,我去看望先生时,他居然在认真地做起手工模型,房间里还摆放着十几件已经完成的模型,全部是各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题材。先生高兴地向我介绍这些成果,并执意要将一件世界文化遗产“圣彼得教堂”送给我留作纪念。几年来,先生制作的这件模型一直摆放在我的办公室计算机旁。每天开始工作时,我都会看到这件模型,仿佛看到先生勤奋工作的身影,感受一位学者顽强的生命力,激励我满怀信心地投入新的一天工作。
 
今年春节前夕,我再次来到郑孝燮先生家中,面对的却是先生的遗像,心绪难平,感想颇多。2005年3月,先生获知我获得美国规划协会“2005年规划事业杰出人物奖”的消息后,曾作诗一首加以鼓励:“有识之官有识士,图今用古献人民。城规‘杰出’知音远,文物千秋民族魂。”2007年12月,先生不顾91岁高龄,参加了我的清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两天之后,先生又寄来了一首诗予以祝贺:“水木清华点状元,德才兼备栋梁官。业余五载愚公志,流水高山青出蓝。”2010年3月,电话询问我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情况,听我汇报所提交的22份政协提案全部是关于文物保护的内容后,94岁高龄的先生再次赋诗一首:“谊深网上祝高寿,匹夫回首多平凡。此生同爱新天地,民族基因优胜传。”如今,重温这些充满真情实感的诗句,深切缅怀先生的培养之恩。
 
历史丰碑
 
郑孝燮先生是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德高望重的学者,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先驱和文物保护领域的专家,以学贯中西的远见卓识和博大精深的历史情怀,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文物保护等诸多方面均有开创性的建树,成为一座丰碑,永远令后人崇敬与追思。今天,无论国家还是社会,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加严格的要求,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文物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对我们这些后辈而言,郑孝燮先生留下的不仅仅是他的研究成果、他的学术文章,更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种勇于开拓、恪尽职守的品格,一种百折不饶、不懈奋斗的情操,一种笃实严谨、尊重科学的风范,一种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境界。我认为,这是先生留下的丰厚遗产,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努力加以研究、实践和传承。
 
日前,经过数年努力,《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已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我想,这也是对长期以来为故宫保护倾注大量心力,也与故宫结下不解之缘的郑孝燮先生最好的纪念。我们以此表达“故宫人”深深的敬意和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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