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日前举行的内蒙古国际荒漠化防治科技创新高峰论坛及相关考察活动，中外业界专家惊叹借助科技手段促成的中国大规模防沙、治沙的生态建设成效。同时，他们也理性呼吁: 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绿色，也要看到教训和预警未来。

在前苏联和美国，都曾有过大规模生态建设带来的迅速变化，经过一段历史过程再回头去看，其中不乏教训。

通过科学馆传播经验教训

作为中国沙漠及沙漠化领域研究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刘恕回顾自身经历时对此深有体会。在半个世纪前，她在苏联学习时曾参加了被称为创举的改造中亚荒漠的巨大引水工程。20多年后，当重返故地，目睹的是改造荒漠工程带来的负面影响已不期而至：水浇地日趋盐渍化、咸海水位由于注入河水减少而逐渐下降，生活环境生活条件严重恶化。

“老百姓对很多这样的沙漠科学中的知识和教训并不太了解，因此在荒漠化防治及沙产业推进过程中，我建议建设沙漠科学馆，并尽力支持。要使‘去事之戒’成为‘来事之师’，以实证、实例，通过展览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关于沙漠、荒漠化的知识，使人们能正确、理性地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出主意、想办法，在人与自然和谐中发展荒漠治理事业。”刘恕说。

现在国内已经建成包括恩格贝沙漠科学馆在内的多个相关科学馆。

比如在恩格贝沙漠科学馆中，独辟专区，系统剖析了国际上上百年来在开发利用沙漠地区的水土资源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以从他人的失败得失中获得经验教训。馆内也介绍了国际上相关知识、农业技术以及中国沙产业开发的经验，以增加人们的信心，找到效仿的榜样。

在恩格贝沙漠科学馆，恰巧遇到前来参观的一群群学生，刘恕很欣慰通过科学馆能在学生中传播这些科学理念。

自然界波动有时人类无法预测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依•佐恩强调在荒漠化治理过程中进行系统性的监测和预警机制，他建议很多项目在实施中铲下第一锹土时，就要对所有的一切动态进行监测，以更清楚了解它带来的变化。从既往经验来看，在很多方面，一开始都会呈现很好局面，但过一阶段又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

比如，在咸海地区一度棉花种植势头非常好，产量惊人，但后来棉花产量一路走低，到最后完全没有了。因为咸海最终已经枯竭。咸海地区的居民，一开始追随咸海仅有的一点水体生活，但当咸海真正枯竭时，他们被迫停下来，不得不从渔业投向其他工作。依•佐恩同时以世界上最大的湖泊——里海举例，里海湖水在历史阶段中有时候降低，有时候涨高。因为湖水的升高降低对外界的影响很大，在里海湖水降低的这一阶段，当时苏联政府决定实施北水南调计划，使流入北冰洋的水倒回来流入里海。参加此计划的有105个研究所，一起做了多年准备工作，花费了大量资金，但后来，计划还未具体落实时，却突然发现里海水面开始上涨，并且一直涨了40年。水涨高了怎么办？在湖水上涨过程中苏联政府又把水引到另一湖里，该湖是一个大的蒸发器，后来水位就降低了。当时苏联政府为了使湖水不再继续降低还打了一个坝，阻止里海的水流到湖里，但不久一个排水湖就干涸了，相继出现的大问题是，周围的工业也随之报废。后来这个坝也炸掉了。

“所有这些就说明一个道理：自然界的波动很多时候是人类无法预测的，人们因为预测错误做了很多蠢事，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两个科学家参与的，而是100多个研究所参与的，计划、设计资料就装了一所房子。” 依•佐恩感叹。

注意减少人为因素的不利影响

在阿尔及利亚，依•佐恩参与过种植1200公里的针叶隔离带林的建设工作，该项目目的是阻止撒哈拉沙漠北移，当时隔离带只种植了一种植被——阿拉伯松，在这里工作5年后，大家发现大约40%隔离带林因虫害而被毁掉了，同时这种针叶林还相对容易引发火灾。

“自然有时是非常严酷的，自然不是任由人类打扮的新娘。” 荒漠化治理研究专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研究员田裕钊提醒，上世纪60年代未到80年代，国际机构资助6.25亿美元，在非洲无水草原上打井。水井建成后在水眼周围，寸草不生的荒漠化向四周逐年扩大。当地百姓说，水多了，但草少了；牛多了，但奶少了。1987年国际机构采取措施，中止了该援助计划。

从细节上，刘恕也谈到中国的教训，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认为沙枣抗旱，从而大面积种植，但后来发现由此带来的水资源的蒸腾量很大，地下水位迅速下降，沙枣也随之大面积死亡。

包括现阶段松树种植在一些地方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导致水位下降。松树也大量死亡。

“流动沙丘会积水的，一定要保留流动沙丘。在沙丘上如果植树，水就可能没有了。有些地方没有必要全部绿化。”刘恕表示。作为沙产业的提出者，钱学森就强调要极度节约用水。

刘恕也提醒注意地带性差异，不能千篇一律，50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提出的生态方面治理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刘恕认为此原则在今天仍有很大现实价值。

荒漠化是一个过程，有自然或人为因素，甚至包括军事原因。人类需要做的是要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