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未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首先要创建中国独特的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而不是把行政的财务制度、人才管理方式和领导模式套到科学研究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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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到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支持力度，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评价体系”。

其实，这已经是今年第二份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了，因为早在今年5月，中共中央就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而把日历再向前翻，在2016年5月17日，我国甚至还专门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论述指导为何、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哲学社会科学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标准”又该如何诞生呢？

研究积淀尚显不足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一直以来，我国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都远远落后于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之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在科研院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高校才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了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力度。

1995年，教育部设立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随后逐步加大了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科研经费和基金投入。1999年，在由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加强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说法首次被提出。文件要求发挥高等学校“思想库”“人才库”的优势，进一步加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设立理论研究和教学优秀成果奖，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参与重大决策的能力。

“可以说，高校之前也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职能，但是在1999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后，这一职能变得更加显性了。随后，教育部在全国66所高校相继设立了151个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在厦门大学社科处处长陈武元看来，该文件的发布，拉开了加强高校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帷幕。

“这期间，尽管国家大力推动，各高校也纷纷响应和积极投入，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和学术积淀的。”陈武元说。

那么，在经过多年的研究发展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为何又在此时被提了出来呢？

时代发展必然要求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志强看来，这首先是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者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

“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国际优势，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于实用主义理念带来的‘重理轻文’现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整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理论开拓等方面的发展还非常不足。”周志强说，此次强调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放弃对高校和科研的唯市场论，也就是所谓的高校GDP主义。

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比如哲学社会科学投入的不足也使人才培养出现了问题，在这些年的国家人才战略当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人才比例早已不是小和大的问题，而是少得可怜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调整也是国家人才战略的调整。”周志强说。

除此之外，周志强和陈武元还都认为，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实力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国历史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此时需要有新的思想引领，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社会道德的重塑等，都要有理论解释，而这些理论的解释就要依靠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

“不能用旧思想来引领新社会的发展。此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可谓恰逢其时。”陈武元说，此时相较于之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是对内解释要将我国建设成怎样理想的、和谐的、让人充满“中国梦”的社会，另一方面是对外宣传如何建设这样一个社会。“而且西方国家越来越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也需要我国拥有自己完整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

对于这一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也深以为然。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学术交流的不断扩大，西方学术理论和话语体系以各种形式传入我国并产生影响。解决话语体系‘西强我弱’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

既然业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我们该如何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评价体系呢？

必须扎根中国大地

“就像现在一直讲的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办大学一样，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国特色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评价体系构建，也必须扎根中国大地。”陈武元认为，只有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的伟大实践，从中总结、提炼出我们自己的分析框架、理论体系，才能进一步指导以后的实践，“这一定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否则将无法指导中国的实践。因为我们原来是追赶，追赶最快的方式就是拿来主义，现在要赶超，就只能原创了。”

在陈武元看来，与前文提到的两个《意见》相比，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它确确实实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定了调”。

“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实际作田野调查，用中国的实践素材、数据，提炼、抽象出能够指导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概念、原理。”陈武元说，研究任何东西，要想将其变为科学，就要进行实证，有问题导向。

周志强则认为，当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从国家角度来说要增加投入、加强重视，但是从哲学社会科学的内部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重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共同体，重新构建学术评价的理念，本着以学术为高、精神第一，以及一个学术研究的目标来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这些年，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唯课题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小圈子，也有一些在管理方面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制度，使得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过分地注重市场效应、应用效应、新闻轰动效应，而丧失了对于成果本身学术价值的认可。”周志强说。

在他看来，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还是要让学术评价回到它自己的领域当中去，“不能把掌握了多少课题和资源、获得多少称号作为评价一个学术成果的指标，要从评价课题的影响度、资源总量等外在指标当中脱身出来，而去真正地考评一个学术研究的内在指标。”

评价机制和制度仍需完善

其实，近二十年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从全国范围来看，仍有一些最为基础的工作需要完成。对此，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卢晓东颇有感触。

“中国的大学制度发展非常不平衡。在跟一些地方大学接触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学校的评价还会有拉帮结派的现象存在。他们会在学术上按照师承、家乡等标准作某些划分，这就导致评价不能公平、公正地开展。”卢晓东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差距实际比较大，发展水准呈现出多样性。有的大学连最基本的学术制度机理还没有完全理解，也没有形成共识和制度。

对于这一观点，陈武元也表示赞同：“哲学社会科学的评价，人为干扰因素太大。”

“此外，各类人才都按照一样的年龄来划分的做法，实际上是没有尊重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成长规律。”陈武元说，自然科学人才的创造性大多是在三五十岁，而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是要讲积淀的，要有相当的阅历和知识储备，才能做一些靠谱的研究，“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是从60岁才真正开始的。”

对于卢晓东和陈武元所说的困难，周志强表述得更加直白：“我国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才管理、成果管理、课题管理都出现了一种妨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困难。”

比如当前很多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拿到课题，会发现课题资金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财务处管这些科研人员，却一点儿也不方便科研人员去从事科学研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过于条条框框，这个杂志不行那个杂志不行，成果既要这样也要那样。周志强直言，这都是工厂式的管理、企业式的管理和行政式的管理。

他认为，未来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首先要创建中国独特的符合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而不是把行政的财务制度、人才管理方式和领导模式套到科学研究当中来。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评价机制和制度建设一定要对这一点予以特别关注。比如职称评审过程中应该由院系或者学校出面，而不能由被评价人出面，邀请外部无关系学者对代表作进行客观评价，外部学者实际需要对院系和学校的学术发展负责；比如博士论文应该普遍建立匿名评审制度，已经建立匿名评审制度的高校其博士生质量都有很大改善，博士的创新动力和压力在同步增加；博士生答辩中应该建立导师回避制度，外部参与答辩的学者应该由院系出面邀请，任务是帮助维护院系博士生学术水准，他们是院系邀请来的‘学术把门人’，而不是博士生导师的朋友。这些评价机制和管理制度如果逐步落实，将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和人才培养提供很大推动力。”说到制度设计，卢晓东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