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路瑶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7/1/18 9: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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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有光”百年

2012年1月15日,北京,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视觉中国供图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有光几乎不再开口说话。有访客到来,他只是静静地抱着拳,戴上助听器耐心地听,哪怕家中小辈去探望也是如此。

一年前,111岁生日之际,他还能简短地跟贺寿者解释,“实在没有多少话讲,要少讲空话。”那时,他觉得,111岁等于1岁,因为“一事无成”。

他身体的零件早已一样一样地失灵。他不再能自己走路,去书房也要靠保姆搀扶。他的耳朵渐渐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喧嚣,需要借助现代化仪器。他的腰椎也变形了,睡觉都会感到疼。此前,他还曾对医生骄傲地说,跨越一个世纪的牙齿仍是原装的,满头白发中竟冒出了几根黑发。

在85岁退休之后,周有光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个曾跑遍大半个地球的老头,平静地缩进了一个方寸空间里。在北京朝阳门内拐棒胡同一处曾为“牛棚”的水泥楼内,一间9平方米的书房几乎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何方、资中筠、吴敬琏都曾钻进这间小屋子,和他讨论国内外的重大事件。

没有访客的时候,他终日伏坐在已磨得斑驳的书桌前,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书、看报、写文。哪怕去医院住院时,他也一手挂着吊瓶,一手拿着原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曾被当成“观赏动物”般围观。

然而,他影响的面积却越来越大。有人说,周有光百岁后“不是坐在小屋子里写文章,而是已经走出小屋子,在主持一个启蒙大会”。

从他书桌上一台碎花布包裹着的电子打字机中,飘出了一篇又一篇短小精炼的文章,它们无一不浅显易读,却被许多人认为是“大手笔”,“读他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

1955年之前,周有光搞的是经济学,在大学里教过书,也在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当过官。1955年之后,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他又一头扎进语言学领域。他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让人们能够依靠26个拉丁字母,轻松地在键盘上敲打出汉字。

但在1月15日,他去世的第二天,北京一场持续3个多小时的民间追思会上,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不是“经济学家周有光”,也不是“语言学家周有光”,而是“公共知识分子周有光”。

“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是会上人们对周有光思想最浓缩的总结。追思会的主题便是“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

正如拼音连接了汉语与西方语言,周有光也把人们带入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带。有人用“顿开茅塞”形容读完他的书后的感受。

他曾打比方:“世界很多国家好像都在开运动会,都在一个跑道上跑,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跑在后面。跑在后面的可以向前去,可是有人掉下来了,跑到外面去,就是进入到历史的误区,历史的误区走不通,迟早要回来。”

在现代史研究者杨继绳眼中,写了《海国图志》的魏源等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然而他们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周有光是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他站在星际空间”。

参加《炎黄春秋》春节联谊会时,106岁的周有光已经不能走路,然而杨继绳清楚地记得,坐在轮椅上发言的周老,声音却很高亢,引得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踮起脚跟,伸长脖子。许多人对他的发言记忆犹新:“不仅要爱祖国,更要爱人类,爱地球,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那就会以邻为壑,甚至引发战争!”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正好赶上了中国与世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他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同岁,2岁时,溥仪坐上龙椅。几十年后,在政协食堂吃饭时,周有光又时常见到身为共和国普通公民的他。

他见过进城的农民被剪了辫子而痛哭流涕。在懵懂中他也爬上茶馆的方桌演讲,摇晃写着“同仇敌忾”的旗帜。但在退休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几次表示“还是要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了”。

周有光退休比别人晚很多,真正退休后,他也只是“把办公桌搬到了家里”,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写。已经“风化”的桌面,生出许多“毛刺”,有时刺痛他手心。

112年的人生跨度让他经历了中国最艰苦的岁月。他曾目睹抗日战争爆发时上海随处腾起的浓烟和被大火烧红的天空。避居四川的几年里,他遭遇大搬家36次,小搬家不计其数,有一次去乡下办事,回来晚了,发现家里全部被炸光,所有东西都被埋在瓦砾里。等到扒开瓦砾,发现只剩一双橡皮套鞋没有烂。儿子周晓平有一次被流弹打进肚子里,肠子穿了7个孔。

但等到皱纹爬满面颊,人们已经很难从周有光的脸上读出苦难的印记。1956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全家挤在两间半房间里,其中半间做他的书房、客室、吃饭间,书橱还要留一半放菜碗。他自创了一篇《陋室铭》,“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当菜橱,菜有书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下放宁夏“五七干校”,天天吃烂白菜,他总结出来了一个“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坏的再吃,不坏不吃,坏了全吃”。

他从圣约翰大学出走后,跟着老师一起办民众教育时就明白一个道理,要“通过教育改革社会、促进人类进步”。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周有光一家老小辗转逃离上海。他在汉口就跟家人告别,转赴长沙给报纸写文章,“告诉大家抗战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希望的”。那时,原名周耀平的他,改名为“有光”。

写文章的习惯,几乎没有中断,在“五七干校”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就拿着《新华字典》做研究。

退休后,他称自己进入“随便看书的年纪”,但他看起书来并不“随便”。在接着天花板的大书架上,很多书上都粘着五颜六色的贴纸,以便日后查阅。

两年前去世的儿子周晓平曾说,“爸爸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考虑的都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他记得年幼时被父亲牵着走路,父亲经常走着走着突然捏紧他的手,让他以为走错了路。有一次生病昏迷后,周有光睁眼醒来问的第一句话是:“乌克兰局势怎么样了?”

有小辈来访,周有光从不塞给他们糖果、点心或玩具,也从不拉着他们扯家常。外甥女毛晓园每次一跨进舅舅的书房,周有光招呼一声“你来了,好,好”,紧接着便说“今天有两条重要新闻”,或是“今年有三件大事”。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周有光着急让保姆打电话给好友,邀请他们来家里谈谈,“恐怖主义是世界性的问题,我们国家也要注意。”

在他去世前,2016年生日庆祝会上,学者许纪霖称他为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心中的国,是走向世界和文明的国,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与世界隔绝的国。周老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实际上就是‘五四之子’,‘五四精神’所熏陶培养出的一代人。”

“历史上有‘时代思潮’这个名字,一个波浪来,大家就跟着波浪走,波浪的力量很大,你会受到影响。”他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说。

1980年,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周有光,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离开大陆。

这时他才惊讶地发现,世界各地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香港富裕得“出乎他的意料”,单一所香港大学的经费比北京所有大学加起来都多。当年他任职新华银行时,银行在香港只有个很小的分行,此时却已有77个办事处,而在大陆,所有私人银行早已被取消。这一变化让他印象极其深刻,他突然意识到“封闭”和“开放”能带来天壤之别。他又着急地眯缝着双眼探究世界。

这双眼睛已经越来越低垂,其中的晶体都换成了人工的,但与之相连的头脑却日日更新。端坐在小小的木桌前,他批判的目光钻进了欧洲、美洲、亚洲和中东地区,不过他最关心三个国家的命运——苏联,美国和中国。

他给苏联作了历史素描,反思计划经济带来的僵硬、挥霍和贫穷化;他琢磨出美国之所以长盛不衰,归根结底靠的是民主和科学。

最终,他注视全球的目光回归中国。“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一位英国教授曾告诉他,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

越来越多的人被周有光的声音吸引进那个狭窄的书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他的朋友圈有多大。但是,这个朋友圈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离去。后来,相守70年的老伴儿张允和走了,他俩每天愉悦的碰杯声消失了。儿子周晓平也走了,二人曾经无话不谈,“父子成兄弟”。

最初周有光很难接受。书房中“两椅一几”换成了一个沙发,他再也没回到和老伴儿共同的卧室居住。他的世界越来越小,每晚蜷腿睡在书房的沙发上。

但他还是慢慢平静下来。有一天,他给表弟屠岸讲了一个“既新鲜又深刻”的观点:“西方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的死亡是为后来者腾出生存空间,这样人类就可以生生不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儿子晓平还在世时,周有光便对他说,“我不要你孝顺,我要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也曾交待,“我不会给你留什么遗产,我只留一点儿知识”。

他老早就认为,他的一生“可以画句号了”,因为“该说的都说了,该写的都写了”。104岁时,周有光出版杂文集《朝闻道集》,书名取自“朝闻道,夕死可矣”。不过,这远非他的最后一本书。

如今,“被上帝遗忘”的他走了。最后一次住院回家后,已经不大说话的他,兴奋地给两个“亲如家人”的小保姆讲了两天两夜的故事,包括他的童年,他的故乡。说累了,他便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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