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hammad Herzallah试图让“巴勒斯坦神经科学计划”远离政治。

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下午，Mohammad Herzallah开着父亲的汽车，在60号公路上向北驶去。此行是为了看望生活在杰宁镇附近的家人。道路迂回穿过崎岖地带以及位于约旦河西岸核心地带的橄榄园，偶然也会穿过巴勒斯坦的村庄。同时，一些小山顶上隐约可见以色列定居点的现代轮廓，而这成为寻求和平的重要障碍。

散布在该地区的以色列军事检查站随时会让交通瘫痪，但今天并未造成延误。Herzallah是一名巴勒斯坦神经学家，目前在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工作。他回忆起这些路障让其早期的职业生涯变得何其艰难。当时，他要往返奔波于约旦河西岸，探访患有帕金森氏症的病人。“我学会了如何应对检查站。”Herzallah说，他会极其缓慢地通过检查站。“你肯定不想被开枪打死。”

然而，Herzallah对探讨以色列的占领并不感兴趣。他的首要关注点是“巴勒斯坦神经科学计划”（PNI）。2009年，当还是一名医学院学生时，年仅24岁的Herzallah发起了此项计划。在同事看来，Herzallah取得的成绩非常显著：在贫困、战乱且直到最近神经科学还不存在的约旦河西岸建立起一个研究和培训项目。PNI选址位于耶路撒冷郊区阿布迪斯的圣城大学，目前已培训几十名学生，和罗格斯大学一道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获得一项30万美元的资助，并且开始发表论文。它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在巴勒斯坦地区肆虐的临床抑郁症。

聚焦重性抑郁症

研究发现，约四分之一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居民遭受重性抑郁症的折磨。这是美国发病率的3倍左右。很多人将其归咎于以色列的占领、经济萧条和弥漫在约旦河西岸的普遍的绝望感。Herzallah说，他并不确定病因：“我们是脑科学家，不是流行病学家。”

在那里，极少有病人寻求治疗，因为同精神疾病存在关联是一种奇耻大辱。“这和阿拉伯人的心态有关。”该抑郁症项目的合作者、来自PNI的Hamza Mousa表示，“得了抑郁症会被视为可耻和软弱。人们会觉得你疯了。你的女儿可能嫁不出去。”即便是那些想寻求治疗的人也很难获得服务。Herzallah介绍说，约旦河西岸的精神病医生不超过25位，而这里居住着约280万巴勒斯坦人。

这使得在美国很难开展的研究变成可能。在美国，很难找到未被治疗的严重抑郁。“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抑郁，就会接受治疗。”罗格斯大学一个聚焦记忆和学习的研究组负责人Mark Gluck说，“如果你想研究临床抑郁中的认知，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正在观察的是潜意识的抑郁还是药物的副作用。”Gluck和Herzallah说服NIH，研究约旦河西岸的抑郁症对当地和全球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他们设立了仅需要利用笔记本电脑开展测试的若干研究。

一篇2013年发表的论文显示，未接受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在指引一个名叫Kilroy的动画角色走出迷宫时，要比健康的对照组反应迟缓。研究发现，此项任务依赖于被称为纹状体的大脑结构。一旦服用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s）接受治疗，患者能和对照组一样熟练掌握迷宫。不过，现在，他们在完成一项泛化任务即Kilroy突然出现在新环境中时遇到了困难。这佐证了此前的证据——SSRIs对纹状体产生有益影响，但可能令泛化过程中放电最活跃的大脑区域——海马体变迟钝。

Herzallah介绍说，虽然这是产生自约旦河西岸所收集数据的仅有的5篇论文之一，但更多论文正在准备阶段。他相信，其中一篇会引起轰动。SSRIs存在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是，超过一半的患者对该疗法没有反应。在巴勒斯坦患者当中开展的最新研究表明，在他们接受治疗前，这些没有反应的患者在一项学习任务中对惩罚作出的反应也极差。

如果此项发现被证明属实，Herzallah认为，它将导致识别不可能对疗法作出反应的抑郁症患者的软件或设备的产生。Gluck表示，这种相关性还可能收获关于临床抑郁症根源的见解，并且启发潜在的药物靶标。

很好的领导者

Herzallah说，家人在逐渐灌输他的科学好奇心和职业伦理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父亲是一名生物化学家，分别在英国、德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在，他是纳贾赫国立大学的一名讲师。Herzallah的姑姑是一名语言学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回忆说，Herzallah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会在她的书房中阅读英文书籍。小学五年级时，Herzallah开始学习德语，而这随后帮助他阅读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原始论文。物理学令Herzallah着迷，但父亲劝说他该领域在约旦河西岸的未来很黯淡。因此，Herzallah选择了医学。

现在，Herzallah仍让人觉得要比实际年龄大。这帮助他完全掌管着PNI。在PNI，大多数员工和学生只比Herzallah小几岁。在实验室会议上，他很少笑，并且会严厉提醒学生记住自己的职责。“他知道如何变得严格和沉稳，但也知道何时变得更像兄长和朋友。”Mousa说。不过，如今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PNI前成员Mohamad Taha认为，Herzallah有点霸道。“他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让人们保持着正确的方向，但有时他们需要一点空间。”

Herzallah主要从大西洋彼岸发挥其在约旦河西岸的影响力。每年，他会有几个月待在圣城大学，其他时间都在罗格斯大学度过。在这里，他教学、主持实验室会议、指导学生，并且通过网络电话和邮件探讨论文。现在，他在罗格斯大学Denis Paré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杏仁核在小鼠行为中所起的作用。

“他真的在做两份并行的工作。”Gluck说。为此，Herzallah表示，他每天从凌晨4点开始工作，每周工作7天。他说，这种节奏使其和正在罗格斯大学攻读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的妻子Joman Natsheh产生了摩擦。Natsheh参与了PNI，并且也设立了“巴勒斯坦女性健康计划”。该计划旨在培训女医生、支持研究，并且减少同心理健康疾病相关的耻辱感。

建一家成熟的研究所

然而，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财政依然紧张。Herzallah说，他从阿拉伯世界的赞助商那里筹集了约15万美元，包括一些约旦的巴勒斯坦企业经营者。不过，由于NIH的资助已经用完，现有经费不足以长期维系PNI，尤其是随着该计划逐渐向其他神经科学领域扩展。

其他形式的资助则比较充足。Herzallah同罗格斯大学、哈佛大学和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建立了学生交流项目。2015年，挪威科技大学神经学家Edvard Moser还邀请Herzallah和4名学生参加在特隆赫姆举办的北欧神经科学会议。

不过，PNI同以色列及其充满活力的神经科学领域并没有关联。很少有巴勒斯坦科学家会这么做。在奥斯陆协议于上世纪90年代签订后，当和平解决方案似乎近在咫尺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术界的关系日趋活跃。然而，随着双方的暴力活动升级，事实上所有合作关系都已瓦解。圣城大学校长Imad Abu-Kishk表示，自2009年起，该校的政策是不同以色列合作。其他人则表示，任何合作都会带来政治问题，甚至更糟糕的后果。“你会立即被贴上叛徒的标签。”Treves说，“生活也将处处充满危险。”

这种冷淡的氛围令像希伯来大学研究人员Yonatan Loewenstein一样的科学家深感沮丧。Loewenstein共同组织了将以色列和阿拉伯科学家团结起来的会议，并且渴望同巴勒斯坦同行合作。“我同美国和欧洲的研究人员共事没有任何问题，但却无法同不到10英里之外的同事碰面。”

出于务实精神和原则，Herzallah避开了同以色列的任何合作。他喜欢坚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计划。当太阳落下，Herzallah从父母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家中屋顶向外看时，他非常清楚自己的雄心。“在巴勒斯坦建一家成熟的研究所。在这里，我可以追寻自己的科研兴趣。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证明，尽管存在各种磨难和障碍，但我们依然能够前行。”（宗华）